“过去读书还能考科举，要是有机会就能做官，做不了官，有个名头也是人上人。

到了民国，读书人数就下降了不少，上学费用高，不管是公立的学校还是私塾，都是要收费的，读书读得好，大学自主招生，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就是被录取了，学费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大学学费一年80个大洋到160个大洋，加上书本和吃喝开销，再节俭一年200个大洋还是要有的，普通人家哪里供得起。

很多普通家庭，这一关就过不了，也就没多少人指望孩子能读什么大学了。

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不看好孩子读书能够读上去，其中学习花费大是重要原因，就现在读到高中花费也是不小的。

我们省未成年的有800多万人，能上学的还真不多，还是通和专区、保定专区等几个地方将数据给平均起来了。”

马孝东话说完，王致远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通和专区、保定专区等几个地方，合作社兴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各县都拿钱投资入股了一些小作坊和小工厂，县里每年分红就有不少。

这部分钱拿去办学校，补贴一些学费，虽然做不到像通和地区那样完全免费，但是也大大减轻了学生的家庭负担。

而且加入了合作社之后，随着小作坊和小工厂的创办，产销社的普及，社员的生活也好了不少，对让孩子学习的信念也充足了很多。

对于这个年代家长的想法，王致远是理解的，现在各类中专还没有大规模兴起，全国高等院校就100多所，每年录取的人数就10万人不到。

读了很多书，后面要是没上大学，还是只能做工农，还不如识一些字，再学一门手艺。

现实就是投资教育是亏本的生意，反面例子一直在民间流传，大名鼎鼎的就有孔乙己。

对于未来的形势，没有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现在这个时期的这一想法是正常的。

毕竟现在工人还不是羡慕的对象，干部身份也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能读书读成工人干部的也只是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