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不再等待安南政府军的援助和配合，自行调动可用的正规军和各地华人武装，在一个时间内，对河内城发起总攻，解决掉法国人扎在安南北部的钉子。

和安南接壤的大陆地区，满清朝廷内部仍然有一部分汉人官员尚怀有国家大义，这些人

很不满意清政府的懦弱胆怯，纷纷上奏分析利弊，指出法国不足畏惧，满清政府仍应坚持助派兵入越抗法的正确决策。

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提出:“

中国确实很贫穷，法国也不是十分富裕，现在双方主客形势变化，中国占有地理优势，这个时候朝廷尚且怯惴不安，游犹豫不决，不敢做出果断决策，等到藩属国安南被法国人攻灭，幸存的如朝鲜等国家必然对列强心生畏惧，与朝廷离心，实在是铸为大错，悔之已晚。”

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

主战派官员的建议，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驳回，而像唐景嵩一样，在奏折中言行过激的官员，则以不体朝廷苦心，思虑不当的说法，遭受一番训斥后，以考察安南局势的名义，发配到局势危机的北坂地区，任其自生自灭。

满清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残暴压迫的本质，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显露无疑，先是在远东方向步步退让，致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吞并，接着小小日本也上来打脸，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后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同时，

和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