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三十三年三月，北京西山一场“学术雅集”正在悄然进行。

未名湖畔的听雨轩内，二十余名学者围坐。窗外细雨绵绵，室内茶香氤氲。主座上，七十高龄的大儒徐继畲须发皆白，但双目炯炯有神。

“今日之会，不设讲席，不论尊卑，只谈学问。”徐继畲缓缓开口，“老朽先抛砖引玉——近日读西洋史，见其科学昌明，器物精进，忽思我儒学千年，可有应时而变之道？”

话音落下，满座寂然。这话若在三十年前说，必被斥为“离经叛道”。

片刻，一个四十余岁、戴着西洋眼镜的学者起身：“晚生谭嗣同以为，儒学之困，在于‘内圣’有余，‘外王’不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八字讲得多，后八字讲得少。尤其这‘平天下’，在当今列国并立之世，当有新解。”

“谭生请细说。”徐继畲颔首。

谭嗣同展开一卷手稿：“《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德要明，但器也要利。西洋之强，强在格物致知；我儒之弱，弱在空谈性理。故窃以为，当倡‘内圣外新’之说——内修圣贤道德，外学新式技艺，如此方可重振华夏。”

座中一位守旧派学者忍不住反驳：“谭生此言差矣！圣人之学，以德为本。若舍本逐末，专务奇技淫巧，与蛮夷何异？”

“张公，”另一位年轻学者严复起身，“晚生刚译完赫胥黎《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振聋发聩。当今之世，乃是列国竞逐之世。德固重要，无实力支撑之德，不过空中楼阁。孔子若生于今日，必也主张‘因时而变’。”

争论渐起。有人引经据典，坚守道统；有人旁征博引，主张革新。茶换了三巡，辩论越发激烈。

正在此时，门童通报：“康有为先生到。”

众人望去，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的学者匆匆入内，衣襟上还沾着雨珠。

“诸位，抱歉来迟。”康有为拱手，“刚从天津考察机器局归来，感触良多。”

徐继畲笑问：“长素（康有为字）有何见闻？”

康有为坐下，饮了口茶：“见闻谈不上，倒有一问请教诸位：我在机器局见德国技师教导中国学徒，学徒三月可操作机器，六月可简单维修。反观我书院学子，十年寒窗，尚不能通一技之长。此为何故？”

不等回答，他自答道：“因所学非所用也！《周礼》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御皆实用之技，数乃格物之基。可叹后世儒生，只重经义文章，将实用之学尽皆抛弃。”

他展开一卷图纸：“此为我所绘‘新式书院规划图’。除经史子集外，增设格致（物理化学）、算术、地理、外语、机械绘图诸科。学生半日读书，半日习艺。”

座中哗然。

“这……这还是书院吗？”

“简直成了工匠作坊！”

“圣人曰：‘君子不器’啊！”

康有为正色道：“圣人所谓‘君子不器’，是不囿于一技，非不学一技！当今之世，无器不足以立身，不器不足以报国。我欲着《新学伪经考》，正本清源，阐明真儒当通经致用。”

这场雅集持续到深夜。最终虽未达成共识，但“新儒学”的种子已经播下。

消息不知怎的传到宫中。四月初，林凡在养心殿召见徐继畲。

“徐老先生，西山雅集之事，朕有所耳闻。”林凡赐座后开门见山，“听说诸位在讨论儒学革新？”

徐继畲忙要起身谢罪，被林凡制止。

“朕非怪罪，是好奇。”林凡微笑，“老先生德高望重，乃儒林泰斗。敢问您如何看待这些‘新儒’之说？”

徐继畲沉吟片刻：“陛下，老朽活了七十年，见过洋炮轰开国门，见过长毛（太平军）祸乱江南，也见过陛下中兴华夏。深感世道已变，学问亦当变。谭嗣同、康有为之辈，虽有偏激之处，但其心可嘉，其志可勉。”

“那老先生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