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上午。沈阳沦陷的噩耗，如同一声丧钟，以电波、以号外、以口耳相传、以所有能够想象和无法想象的方式，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传遍了北平城的每一个角落，重重地敲击在每一个听闻此讯的中国人心头。

最初的死寂，是难以置信的茫然。

许多人捏着油墨刺鼻的号外，站在清晨的街头，目光呆滞地看着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黑体大字——“日军夜袭北大营”、“沈阳情况危急”、“当局正严正交涉”，仿佛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无法理解这些字组合在一起所代表的、足以让天地变色的含义。

卖早点的摊主举着勺子，忘了给客人盛豆汁；拉洋车的车夫扶着车把，忘了招揽生意；学堂里的先生拿着报纸，手抖得哗哗作响，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个音节；深宅大院里的老爷太太，被惊慌的仆人从睡梦中唤醒，听着那语无伦次的禀报，第一反应是怒斥“胡说什么！”，随即便是瘫软在床，面无人色。

但这死寂，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如同被投入巨石的深潭，短暂的凝滞后，是滔天的、毁灭性的巨浪！

茫然，迅速被巨大的惊骇、被刺骨的恐惧、被冲天的愤怒、被一种“天塌了”般的、无处发泄的绝望所取代！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学校店铺，官府衙门……整个北平城，仿佛一座被点燃的火药库，在短暂的死寂之后，轰然爆发！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这绝望的呼喊，夹杂着哭腔、怒吼、咒骂，汇成一股混乱而悲怆的声浪，席卷了全城。

“日本鬼子打进沈阳城了！北大营的兄弟……全完了啊！”

“兵工厂！东塔机场！都没了！都没了！”

“少帅呢？东北军呢？几十万大军干什么吃的？！”

“不抵抗？凭什么不抵抗？！那是我们的沈阳！我们的东北啊！”

愤怒的人群开始自发地涌上街头。最开始是学生。

北平各大学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年轻的学子们，穿着长衫或学生装，举着临时用白布、床单甚至撕开的作业本写就的、墨迹淋漓甚至血书斑斑的标语，冲出校门，涌向街头。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东北！”“誓死救国！”

“反对不抵抗政策！”

“全国同胞团结起来！”

……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嘶哑，悲愤，充满了血气方刚的绝望与不甘。

他们大多面容稚嫩，眼中却燃烧着熊熊的、足以焚毁理智的怒火。

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痕，那是为沦陷的国土，为死难的同胞，也为这看不到希望的、令人窒息的现实。

市民们也被这情绪感染、裹挟。

店员、伙计、学徒、黄包车夫、手艺人、小摊贩……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手里的活计，汇入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游行队伍中。

他们可能不懂太多大道理，但他们知道，沈阳丢了，东北危了，日本人的刺刀，离北平又近了一步！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最朴素的恐惧与愤怒，驱动着他们走上街头，用最直接的方式，宣泄着内心的恐慌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队伍越来越庞大，像一条条悲愤的巨龙，在北平古老的街道上游动、汇聚、嘶吼。

他们涌向铁狮子胡同的东北军驻平办事处，涌向中南海的新华门，涌向他们认为应该对此负责、应该拿出办法的任何一个衙门、机关、公馆……

军警出动了。

骑着高头大马的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挥舞着警棍的警察，试图驱散人群，封锁街道。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推搡，呵斥，对峙，偶尔有石块、砖块从人群中飞出，砸向军警的马匹和盾牌。怒骂声、哭喊声、警笛声、马蹄声、玻璃破碎声……

混乱，如同瘟疫般蔓延。

不时有学生或市民被军警拖走，也不时有军警在拥挤和愤怒的人群冲击下，狼狈不堪。

街面上，到处是散落的传单、被踩烂的标语、丢弃的鞋帽，以及斑斑点点的、不知是泥水还是血迹的污渍。

商铺纷纷关门上板。

往日里最繁华热闹的大栅栏、前门大街、王府井，此刻一片狼藉，店门紧闭，只有少数胆大的伙计，从门缝里惊恐地向外张望。

拉货的骡车、载人的黄包车，惊慌失措地试图在混乱的人流中寻找出路，不时引起新的拥堵和叫骂。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汗水、恐惧和愤怒混杂的、令人窒息的味道。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交民巷使馆区。

那里依旧戒备森严，铁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面无表情地守卫着各自的使馆，对仅仅一街之隔的沸腾与混乱，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