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徒卢植的大力倡导与积极组织之下，朝中百官纷纷响应，联名上书。

历经一番激烈的讨论与权衡，四科策试的相关事宜，最终得以明确下来，成为了大汉朝廷选拔人才的崭新制度规范。

无论是各州精心推举而来的茂才，这些茂才往往在当地已颇具声名，被视作才能出众、前途无量之人；

还是各郡依例推荐的孝廉，他们身负着地方对其品德与操守的认可；

以及各州前来汇报政务的上计吏，他们熟知地方的经济、民生等状况，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还有各府自行征辟的从事，这些人在府衙中协助处理各项事务的人。

从今往后，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人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四科策试，唯有成绩合格者，方能获得“郎”的身份。

而如果州郡长官推荐的人，两次不合格，就会被申饬，三次则免职。

这一举措，看似只是在选拔流程中增加了一道关卡，实则有着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它巧妙地将各州郡原本相对集中且强大的推举权进行了分散与削弱，也就是所谓的“变摊薄”了。

原本各州郡所推进的人才，一旦抵达中央，理论上也是需要接受策试的。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环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

有时，是因为被推举的人数众多，远超预期，导致策试工作难以全面、细致地开展。

而有些时候，则是因为在位的皇帝精力有限，或是对政务有所懈怠，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监督。

更为关键的是，各个州郡的长官与朝廷中枢的各个派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推举制度逐渐偏离了其原本选拔贤能的初衷。

在很多情况下，推举仿佛沦为了一种形式，一种各方势力瓜分利益的手段。

只要某人背后有着足够强大的势力支持，即便其才能平庸，品德也未必出众，依然能够顺利通过推举，获得官职。

甚至出现了像向栩这样行为乖张、能力与职位严重不符的奇葩人物，这无疑是对朝廷选拔制度的一种公然嘲讽与严峻挑战。

另外，还对举主有了要求，不能再凭借关系乱推荐。

在刘辩看来，接下来，各个州郡为了不出现被申饬甚至免职的问题，势必要推荐真正有才学的人。

而为了选拔这些有才学的人，县试和郡试，甚至是州试，就有可能被慢慢推出。

科举制度，基本上也就慢慢成型。

当然，这仅仅是官员的选拔，后续各个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会随着纸张和知识的普及，逐渐的提上日程。

反正永乐少府毕岚那边，已经对纸张进行数次革新，达到后世南北朝的水准，印刷术也已经有了雏形。

......

如今，天子决意重新启用策试制度，并创新性地将其划分为四科。

这一变革的核心目的，便是要将官员选拔最终的决定权，再次牢牢地掌控在中央的手中。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得以加强对人才质量的把控，确保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进入官场，为朝廷效力，从而有效避免地方势力对官员选拔的过度干预与不良操控。

当然，在各地州郡看来，朝廷诸公在这个新制度上又进一步施加了影响力，增添了一个名为孝廉太学的环节。

这意味着，即便有人幸运地获得了“郎”的身份，也仅仅只是拿到了进入孝廉太学学习的入场券而已。

他们必须在这所太学中，潜心学习各类知识，接受系统的教育与培养，然后再次经历严格的考试筛选。

只有在这一系列考验中都脱颖而出者，才能够最终被任命为官员。

如此一来，朝廷诸公便又将一部分官员的任命权，又稳稳地抓了一些在自己手里。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朝廷对官员培养与任命全过程的主导权，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有序、公正且高效的官员选拔体系，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与阻力，但无疑为大汉的吏治改革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当然，细细品味起来，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可这个制度之间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不过是以朝廷诸公和各州郡长官替代小中正和大中正。

当然，这么大的事情，自然也要知会在河内的太尉皇甫嵩。

对于这些东西，皇甫嵩见卢植和马日磾，以及杨琦都同意了，便也附上自己的印绶。

一时之间，作为首倡者卢植的声名再度拔高，无论在江湖还是朝堂，都隐隐有了第一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