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龚鼎孳并不在乎这些非议。他深知，人生苦短，何必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他和顾横波的爱情，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正是对那些批评最好的回应。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权势和地位，而是源于内心的自由和坦然。

龚氏夫妇，是那种对世俗礼教不屑一顾的人。他们不受世俗眼光的束缚，不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之道，这些准则是他们内心的坚定信念，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妥协。

举个例子，龚氏夫妇在面对是否帮助一位有反清复明思想的陌生人时，他们并没有犹豫。虽然帮助这位陌生人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仍然选择了伸出援手。

龚鼎孳在担任官职时，更是敢于公然为汉人争取权益，不惧满族权贵的威胁和打压。他的一言一行，都彰显出他的勇气和魄力。他的行动，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也为那些受压迫的汉人争取了应有的权益。

傅山，那位南明遗民，如同一颗不屈的明珠，在历史的洪流中闪耀。他以道士之名，拒绝剃发易服，身着朱衣，那份对前朝的记忆与忠诚，仿佛在每一片红绸中跳跃。回想起顺治十一年，他与南明总兵宋谦密谋起义，那是一次震撼天地的壮举。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起义计划泄露，傅山被捕。

那时的他，被世人称为甲午朱衣道人案的主角，陷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他的父亲、兄弟都因他而遭受严刑拷问，但他从未后悔，也从未屈服。直至龚鼎孳出手相救，他才得以走出那冰冷的牢房。那一刻，他誓言终身不为清朝服务，他那一身道袍，更像是一道永恒的抗议。

那些日子里，他屡次违抗康熙的圣旨，那些邀请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命令，被他冷冷地抛在一边。他拒绝向清朝低头，那种执着与坚定，仿佛是他生命中最为璀璨的光芒。当康熙强行授职，命他到午门谢恩时，他却傲然仰卧于地，坚决不叩头谢恩。那一刻，他的身影仿佛变成了一座山，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

阎尔梅，那位曾在史可法军中担任参谋的英勇人物，他的胸怀壮志，满腔热血，绝非寻常。他深知清军内部的不稳，他更看到了北方抗清力量的崛起。他反对"联虏平寇"的战略，力主利用清军内部的脆弱，以及与李自成主力周旋的有利时机，发动攻势，以期收复失地。他的建议极富见地，只可惜未被史可法采纳，最终导致了失败和灭亡。

在失败的打击下，阎尔梅并未放弃。他开始在中原各地奔走，积极招募志同道合的志士，多次策划反清起义。虽然曾被捕入狱，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机智与勇气成功逃脱。然而，他的家人却因此遭受了株连之苦。在亡命天涯的日子里，阎尔梅历经了十年的磨难。直到龚鼎孳担任刑部尚书时，才为他平反了冤案。

而丁耀亢，这位清初的才子，他曾任镶白旗教习。虽然身处清朝官职，但他的内心却始终暗藏着反清的思想。他以《续金瓶梅》为名，写下了一部与书名毫不相干的着作。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丁耀亢宣扬反清思想的工具。然而，事情败露后，他被捕入狱。幸运的是，龚鼎孳和傅掌雷等人极力营救，最终使他得以获释。他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录。

丁耀亢，这位清初的才子，曾经在镶白旗担任教习，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暗藏着对清朝的反感。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那就是创作了一部名为《续金瓶梅》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它的名字毫无关联，实际上是一部宣扬反清思想的着作。

这部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揭示了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压迫。丁耀亢因此被当局逮捕，并被投入了监狱。然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放弃营救他的努力。龚鼎孳和傅掌雷两位名士，更是竭尽全力为他辩护，最终成功地使他得以释放。

黄宗羲，这位南明的忠贞遗民，以他的反清复明之志，屹立在历史的洪流中。当他的挚友钱谦益临终前，恳请他为其撰写墓志铭时，黄宗羲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一直秉持着“义不仕清”的原则，决心不再涉足世俗之事，而钱谦益在当时是清廷的要员，这使得黄宗羲在答应他的请求后，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正当黄宗羲愁眉不展之时，龚鼎孳，这位慷慨激昂的文人出现了。他毫不避嫌，挺身而出，为黄宗羲代撰墓志铭。这一举动，无疑使黄宗羲从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而对于龚鼎孳来说，他不仅不畏风险，为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提供庇护和资助，其数目之大，难以计算。

钱谦益曾赞叹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这其中的“长安三布衣”，正是对龚鼎孳、米芾和黄宗羲这三位大儒的赞誉。而邓之诚也曾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这无疑是对龚鼎孳无私奉献、不畏艰险维护反清志士行为的最高赞扬。

小主，

这就是龚鼎孳，一个不畏世俗眼光，勇往直前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正义的坚守和对朋友的忠诚。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反清志士得以保全，他们的家人也得以安顿。

在历史的波澜中，龚鼎孳的一些行为常常引起争议。然而，他的妻子顾横波不仅坚定地支持他，更积极地投身于这些事业中。在那些充满对抗和风险的岁月里，她始终坚定地站在龚鼎孳的身边，化压力为动力，变逆境为契机。

有一回，顾横波与龚鼎孳一起对抗清志士及其家人。他们不仅慷慨解囊，为那些坚守汉家志向的人提供物质支持，更在精神上给予了巨大的鼓舞。他们的善举，如同春风般温暖，为那些在寒冬中挣扎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在龚鼎孳被贬出京后，顾横波选择了与他一同隐居于金陵的隐园。那里是他们的避风港，也是他们共同抵抗世俗压力的堡垒。然而，一次意外的事件让这个平静的避风港掀起了波澜。

当时，阎尔梅被清军追捕，无奈之下逃入了隐园中。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顾横波没有丝毫的慌乱。她果断地将阎尔梅藏于侧室中，沉着镇定地应对。她的机智应变，使得阎尔梅得以安全地度过危机。

此时的龚鼎孳，已经不再是朝廷的大员，而是因“重汉排满”的罪名被皇帝贬黜，赋闲在家。然而，顾横波并没有因为龚鼎孳的失意而动摇。她义无反顾地保护阎尔梅，展现出了不让须眉的胆识和义气。

袁枚曾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来形容她和柳如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女中豪杰，更是因为她们在关键时刻所展现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顺治十八年，清朝政府以清查逃赋为名，对江南士子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旨在压制该地区的反清情绪。一时间，数万名江南士子遭到革职，不少人更是被迫害下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期，龚鼎孳已在家中闲居四五年，但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这些士子发声。

龚鼎孳毫不犹豫地向当权者上疏，言辞犀利。他指出，这些士子是江南的未来和希望，如此打压会寒了人心。在他的努力下，一千多名士子得以恢复职务。这不仅体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更显示了他对民众的深厚关怀。

除此之外，龚鼎孳在为官友人饯行时，总是叮嘱他们要体恤民众的艰难。他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应将民众的福祉放在首位。”这种真挚的关怀和言传身教，让许多官员深受感动，也促使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造福于民。龚鼎孳，一个身处乱世的文人，他的诗文常常是内心悲戚的流露。他并非那种慷慨激昂，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豪杰，但他的心肠绝非冷漠。他以诗文描绘世间的沧桑，尤其是对民间疾苦的关注。

例如，他的《岁暮行》诗句“揭竿扶杖皆赤子，休兵薄敛恩须终”，生动地描绘了战乱之中普通百姓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然而，龚鼎孳却在外表上长歌痛饮，掩饰他内心的悲伤。

遗民诗人宋睿曾回忆，龚鼎孳在酒宴之后，歌舞散场，与他相对而坐时，竟流泪无言。而对于龚鼎孳的这种心境，恐怕没有人比顾横波更了解的了。

龚鼎孳的诗文直抒胸臆，虽然并未流露出明显的反抗情绪，但因此引来的不满，成为他仕途坎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他的诗文仍然是一面镜子，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龚鼎孳与顾横波夫妇二人的生活就如同跌宕起伏的戏曲一般。在顺治十四年，龚鼎孳为顾横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寿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惊人之举。

顾横波，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她的一生虽然不为世俗所困，但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她深知自己无法为龚鼎孳生下子嗣，这成为她心中难以言说的痛。然而，龚鼎孳却一直默默守护着她，他们的感情在岁月的洗礼中越发深厚。

在那场寿辰中，龚鼎孳不惜花费重金，邀请了名伶名角前来助兴。顾横波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然而，寿辰之后的岁月却并不平静。

在顺治十五年，龚鼎孳唯一的幼女夭折了，这个打击对他们夫妇来说是巨大的。顾横波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她的心如同被冰雪覆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她开始心灰意懒，对世事失去了热情，转而投向了佛法，希望在佛的庇佑下找到心灵的慰藉。

从那时起，顾横波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潜心修行，清心寡欲，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每日焚香诵经，为龚鼎孳祈福，她的心境也渐渐变得宁静、淡泊。

在康熙三年的盛夏，龚鼎孳与顾横波，两位年近百岁的人，依然兴致勃勃地相携出游杭州。西湖的月夜下，他们泛舟湖上，彼此依偎，宛如新婚夫妇般恩爱。这是顾横波一生中最后的闪光的记忆，她深知自己的日子无多，于是选择以此方式向江南做一次告别之游，也为夫妻二人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就在那个冬天，顾横波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终于在铁狮子胡同的家中病逝。龚鼎孳悲痛欲绝，两年后他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横波的遗体归葬。顾横波的离世震惊了京城文人学士，她的葬礼极为隆重，送殡的车多达几百辆。而在遥远的江南，阎尔梅、柳敬亭、余怀等人也在安徽庐州开堂设祭，许多人为此纷纷前来凭吊。

为了纪念顾横波，龚鼎孳在北京长椿寺建起了“妙光阁”，每年的顾横波生辰他都会前来这里礼诵佛经。他生前所着的《白门柳》词集，据余怀所说，实际上是他为顾横波所作的“传奇”。这部词集不仅展示了龚鼎孳的才情，更是他们两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顾横波虽然离世，但她的爱情故事与龚鼎孳的深情厚意永远流传在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