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
刑警在调查中也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坐在喻宝珠两侧的是哪二位。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两个女生，是另外两位同学带来的女友，以前跟喻宝珠不认识，还是第一次见面。由此，专案组暂时排除了这六人投毒的可能。
接下来就是对死者亲属的调查了。专案组之所以把死者之母喻雅仙女士也列入调查名单，并非已经听说了什么对其不利的情况，也没有发现这位年轻的母亲跟亲生女儿有什么矛盾纠葛，纯是出于职业习惯。这是一个中外刑侦界概莫能外的套路，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反正凡是发生谋杀案件，刑警在进行调查时，总不会忘记对死者的亲属进行一番他们本人可能都不知道的调查。本案中的刑警也是这样，不但把喻雅仙列入调查名单，顺便将其情人“电气小开”曾显聪也捎带上了，而且把这二位作为第一步就需要调查的对象。
负责这一路调查的刑警是张崇师和郑寒笙，两人对喻雅仙、曾显聪是否涉案进行了分析——
喻宝珠把那个曾经装过有毒什锦果的空罐扔掉的时间是2月13日上午七时许，而小亚把那两罐什锦果送到她手里的时间是2月12日上午。据第一拨刑警对喻宝珠的那班朋友的调查，那两罐什锦果是在2月12日晚上八点四十分他们溜完冰后去茶室才开封的，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早就出事了。然后，喻宝珠就把剩下的小半罐带走了。之前警方检查过那个装过有毒什锦果的空罐，并未发现针眼或者被液体浸泡过的痕迹，可以排除案犯隔着罐壁下毒的可能。这样，下毒的时间就只有在2月12日晚上喻宝珠被小金、小方送回家后到次日上午六点半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喻宝珠通常上六点半的闹钟，七时许在门口碰到了邻居老费，这期间已经完成了起床、洗漱、吃什锦果早餐、把吃剩的什锦果并入马口铁罐子然后出门的一系列动作）。案犯下毒的时间应该是在她睡觉的当儿，悄悄潜入其住所，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然后再溜走。
要完成这套动作，案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持有喻家仁安里住所的大门钥匙。喻雅仙、曾显聪当然是有钥匙的，此外，其他人比如在喻家母女住进来之前曾经租住过这套房子的房客（这点已经证实，喻家母女住进来之前，曾家的这套房子是对外出租的）、修理过锁具（如果曾经修理过）配过钥匙的锁匠，以及因某些特殊原因曾为喻雅仙、喻宝珠母女保存过钥匙的亲友等。所以，刑警认为首先应对喻雅仙、曾显聪是否有作案条件进行调查。
2月18日，张崇师、郑寒笙前往苏州，走访了曾显聪下榻的旅馆和喻雅仙小住还愿的云林庵，对两人2月12日晚上是否分别下榻于该处进行了调查。他们查阅了旅馆的登记簿、庵院的下榻记录，上面均显示曾显聪、喻雅仙分别于2月12日白天登记入住，至2月14日接到上海电报后方才匆匆离开。两位侦查员还不放心，又分别向旅馆服务员和云林庵接待居士的师傅当面查询，均得到证实。于是，这对情侣的作案嫌疑就被排除了。
2月19日、20日，张崇师、郑寒笙又对喻鼎举一家四口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情况。
第三路调查的工作量最大，所以由包括专案组长钟乃道在内的三名刑警进行。从2月18日下午开始，钟乃道与刑警阮嘉平、王秀木遍访了仁安里数百户居民，谈话谈得口干舌燥。居民们对于喻家的说法比较一致，都说她们母女俩喜欢打扮，经常穿红着绿，涂脂抹粉，戴金佩珠，招摇过市，全然一副资产阶级做派；还说喻雅仙与曾显聪相好属于轧姘头，因为听说曾显聪还没有离婚。
刑警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又不能不让人家说，只好瞅机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他们想了解的方向，比如曾显聪平时出入喻家是单独一人呢还是曾经带过其他人，喻雅仙外出家中只有女儿一人的时候是否有什么人出入喻家，2月12日夜间是否看到过有人出入喻家，等等。一般说来，这么多对象访查下来，总会有人反映一些似是而非的疑点。可是，这次调查却是例外，这么多居民都说没有什么异样情况，喻雅仙吧，就结交了曾显聪一个；喻宝珠吧，就是那个被她唤作“小亚”的打扮有些另类的青年偶尔上门。
对仁安里居民的调查没有收获，三刑警又转向调查以前曾租住过这里的房客。这套房子是1940年时曾显聪之父曾老板的一位客户因没有现钞付货款，折价转让给曾老板的。转让之后，曾租给过三户房客，其中一户是瑞士人，抗战胜利后已经回国了；另外两户是上海人，目前都还住在本市，其中一户杨姓人家就住在附近，另一户姓修的房客的联系方式也查到了。那户瑞士人家当然是没法儿查了，杨、修两户房客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在银行工作，另一个是大学老师，他们都说没另外配过仁安里那套房子的钥匙，原先的钥匙在退租时都已经交割给房东了。
小主，
然后，刑警又去电影制片厂对角色分配情况作了调查。制片厂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看中的那个美少女演员已经死于非命，刑警把几个年前曾经访问过喻家的导演、明星等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通报了喻宝珠的死讯，众人都唏嘘不已。刑警随即言归正传，问是否出现过竞争角色的情况。厂方的回答出乎他们的意料——那部剧本下马了！问及原因，所有受调查者都闭了嘴，有的点烟，有的喝茶，还有人借口上卫生间离开了。刑警便知可能有难言之隐。会后直接找党委办公室，这才知道原来剧作者已被公安局逮捕，据说是历史罪行。
这样，第三路刑警的调查也未有收获。
2月21日，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案情。组长钟乃道说，这个案件的侦查到这一步被卡住，只好考虑改变调查方向。当初法医验尸时曾有结论，说死者生前有过性关系，并有过堕胎史，但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过死者亲属、同学朋友和邻居，都称对此不知情，现在，应该将此作为重点来进行调查了。不过，这个圈子绕得比较大，我们不知道喻宝珠是去哪家医院做的堕胎手术，因此我们要做好跑遍全市医院的准备，其中包括私营医院甚至没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地下诊所。
说到这里，钟乃道忽然瞥见刑警王秀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说道：“老王有话请讲。”
四十出头的王秀木是留用刑警，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校刑侦专业，在刑事侦查方面实践较多，仅上海解放后参与破获的杀人、抢劫大案就有七八起，而且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接下来王秀木提到的线索，让众刑警似乎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这几天，王秀木跟着钟组长去仁安里走访居民，在对37号的黄阿姨进行询问时，正好来了一个邻居，是个三四十岁的妇女，姓丁。这位丁阿姨看到刑警在，知道自己来得冒昧，便说，原来这里也在调查啊，我那里刚送走小阮同志（指与钟乃道、王秀木一起调查的刑警阮嘉平），你们聊你们聊。说着就要出门，被老王唤住，说阿姨你一块儿听听，有什么刚才忘记说的可以再说说。
于是丁阿姨就留了下来，老王继续跟黄阿姨聊。说到喻宝珠生前不好好读书老是喜欢东跑西跑时，丁阿姨插嘴说，这小姑娘确实脚头散，刚才小阮没跟我说起这点，因此我也没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这小姑娘的，戏院、电影院、饭馆门口，有一次看见她从图书馆出来，手里捧着一沓小人书（即连环画），这么大个姑娘了，还看小人书！还有一次，我去红房子医院看望生了双胞胎的侄女，看见小姑娘也在那里排队挂号，不知道是给她妈妈拿号呢，还是自己看毛病。如果自己看毛病的话，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看妇科，好像太那个了。
当时，老王听了也没当回事，他的心思还在投毒上，对此信息也就忽略不计了。现在领导决定转移调查方向了，王秀木马上想起了丁阿姨所说的内容。
准继父的疑点
专案组当即决定循着王秀木所提供的这条线索往下调查，指定郑寒笙、阮嘉平、王秀木三人先去仁安里，后赴红房子医院，把情况查个明白。
丁阿姨对刑警所说的还是上两天对王秀木说起的那些，没有丝毫走样。三刑警商量后，请丁阿姨跟他们去一趟红房子医院，实地指认当时喻宝珠排队的窗口位置，以便确认她挂的究竟是什么号。半路上，刑警询问丁阿姨，是否还记得去红房子医院探望侄女的具体日期，丁阿姨回忆说，应该是三个月前，那天是侄女生双胞胎的次日，即1951年11月10日。
红房子医院是沪上也是中国首家妇幼保健医院，于1884年由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成员玛格丽特·威廉逊女士捐资创建，因该医院的房顶呈红色，故被沪上民众唤作“红房子医院”。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该医院，改名为上海市妇婴保健医院，现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其医疗设施和技术力量仍处于当今中国一流水平。
丁阿姨随同刑警来到医院，指认当时看见喻宝珠排队的位置，刑警向医院一了解，说那是流产手术的挂号窗口。进一步与具体科室联系，因为说得出具体日期和时段，医院很快就查出了该时段的接诊医生。
接诊医生是个三十来岁体态微胖的女子，姓孙。孙医生查阅了自己整理的病案简况记录存根，说的确有这么一个姑娘来要求打胎，已经怀孕十一周。姓什么叫什么忘记了，即便记得只怕也是假名，不过有两个特征她还记得很清楚，一是那姑娘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堪称美人；二是那姑娘穿得有些另类，里面是一件红底白花的天鹅绒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浅绿色薄花呢长风衣，足蹬鹿皮高筒靴子，这套装束一看就是舶来品。刑警一听就知道孙医生没说错，因为那套衣服、皮靴在现场勘查时他们曾看见过，印象深刻。
小主，
那么，流产手术后来做了没有呢？孙医生说她开出了单子，让患者一周之内来院流产，通常无须住院，术后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离开了。因为孙医生只看门诊，不做手术，所以这要去向手术医生了解。
刑警查到手术医生名叫翟倩，这天正好轮到休息，没来医院上班。这事不能等，向医院问明翟医生的住址后，立即前往拜访。
翟医生比孙医生大七八岁，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女子。可能因为喻宝珠那天是穿了家常服装过去的，而且翟医生那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心思去理会患者长得漂亮与否，所以，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是否为这么一个姑娘做过流产手术。无奈之下，刑警只好麻烦翟医生去一趟医院，查阅手术档案。这招算是成功了，翟医生指着手术记录说，就是这个患者，她特别怕痛，打了麻药还惨叫不已，只好骗她说已经加大麻药剂量了，这才克制了些。手术后，翟医生还真担心她一个人走不到隔壁休息室，是让护士小葛把她搀扶过去的，还特地关照小葛，一会儿她离开时一定要把她送出休息室，交给等候在外面的家属。
刑警听着一愣。家属？他们曾问过喻雅仙、曾显聪和喻鼎举一家，都说喻宝珠没打过胎嘛，怎么弄出家属来了？
于是，马上去走访护士小葛。小葛其实也不算小了，这年三十三岁，已有十五年“护龄”，可谓经验丰富，眼光老到。刑警跟她说喻宝珠的姓名，她摇头；给她看摘录的病案记录，还是摇头；又亮出了一张喻宝珠的照片，她马上恍然：“哦！是这个姑娘啊！记得记得！”
小葛记得的其实不是喻宝珠的漂亮，而是喻宝珠那明显夸张的疼痛感以及陪同她来打胎的“家属”。小葛说我见得多哩，老实说，一百个少女来打胎的话，陪同者中的中年男性不会超过十个。而这十个中年男性中，至少有八个就是作孽的人。那天这个中年男子油头粉面，浑身名牌，不是老板就是小开，说话有点儿娘娘腔，对那美女呵护备至。以我的经验判断，那个打掉的胎儿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孽种。
刑警脑子里马上浮现出曾显聪的形象，便请小葛把那男子的年龄相貌穿着等一一细述，听下来立马得出结论：就是曾显聪！
2月21日上午，专案组决定找曾显聪当面核实此事。考虑到“电气小开”交际广，溜达的地方多，只怕一时找不到他，于是全组除组长留守外，其余六名刑警分为三拨，一齐出动去传唤。
第一拨刑警前往虹口曾宅，却扑了个空。曾家人说曾显聪昨晚没回家，也没说在哪里过夜，这是经常的事，所以全家人谁也没在意。刑警随即又去了曾家的公司、厂家，因为“电气小开”在那里都有名义上的职务，襄理、庶务股长、交际股长之类的，虽然通常是不上班的，但偶尔去转转也有可能。一圈转下来，公司、厂家那里都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
第二拨刑警先是去了仁安里，喻雅仙母女居住的房子是登记于曾显聪名下的，他也有钥匙，跟喻雅仙又是同居关系，随时可以出入。喻宝珠命案发生后，专案组并未封门，所以他要过去的话是很方便的。可是，仁安里居所也没人，邻居说喻雅仙没回来过，曾显聪也没来过。刑警稍一商议，转身又去新闸路喻鼎举家。喻雅仙昨天已经出院，其叔父婶婶担心她回到仁安里难免触景生情，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先住一段时间再说。刑警过去一看，曾显聪不在。问了问，说曾显聪昨天把喻雅仙接出医院送到这边后，中午在静安寺“迪龙西菜馆”请喻雅仙和喻鼎举老两口吃了午餐，此后就没露过面。
第三拨刑警分头走访曾显聪的一些狐朋狗友，大半天只找到其中的六位，问下来都说曾显聪没去过，这几天也没联系过，其中有四位连喻宝珠遭遇不幸的消息都不知道。
当天下午两点多，一干刑警在嵩山分局专案组驻地会合，汇总情况后，稍一商量，认为曾显聪的不见影踪似乎显得反常，说不定已经察觉警方在追查喻宝珠打胎之事，因此躲起来了。专案组随即决定对曾宅进行布控，一旦曾显聪出现，立刻抓捕。同时，对虹口曾宅以及曾家的公司和工厂的电话进行监听。
次日，2月22日上午八点多，刑警监听到一个曾显聪打往虹口曾宅的电话，曾在电话中说，他急需一笔款子，金额大约在五六百万元，要求家人下午两点前把现钞送到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门口，他在那边等着。刑警通过电话局查明，该电话是从黄浦邮电支局营业厅的公用电话亭拨出的。随即派员过去查问，邮电局方面说，那是普通的市内电话，不需要登记，而工作人员业务繁忙，没有注意到使用者的情况。
专案组分析认为，曾显聪需要这么大笔的钱钞，显然是准备逃往外地暂避风头。这倒是一个抓捕的机会，当即布置前往礼查饭店门口守伏事宜。
小主，
礼查饭店建造于1846年，上海解放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但沪上市民还是习惯使用老称谓。下午一点半，便衣刑警就已进入饭店附近的各个岗位。两点差五分，一辆老式别克汽车在浦江饭店对面停下，从车里下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曾显聪的表舅屠维山，这人是曾家企业的总会计，也是曾宅的管家，曾老板最贴心的亲信。他在轿车旁边站着，点了一支烟，边抽边往各个方向漫不经心地扫视，但那目光并无戒备之意，应是在留意曾少爷从哪个方向出现，而不是出于防范。可是，一直到两点半，他也没有等到曾显聪。屠维山驾车离开后，刑警出于职业习惯，又等了半个小时，才不得已收队。
对于曾显聪这个放鸽子的动作，专案组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担心。这主儿不可能没来由地玩这一手，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众刑警分析下来，马上领悟，曾显聪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警方盯上自己了，故意给家里打电话要求筹措钱钞，施了一招调虎离山，以在浦江饭店门口拿钱为由把刑警引过去，然后，他要么回家，要么去新闸路喻雅仙那里，弄些钱钞后逃离上海。
分析到这里，专案组长钟乃道一拍桌子，说岂有此理，我们这些专业侦查人员竟然上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当，被他玩得团团转！说罢猛地站起身：“兵分两路，去虹口曾宅和新闸路喻宅！”
可是已经晚了。去虹口曾宅的刑警直接闯进门，逐间屋子查看，但根本不见曾显聪的踪影。曾家人不知曾显聪犯了什么事，目睹此状个个大惊失色，围着刑警问长问短。去新闸路喻鼎举住所的那拨刑警，进门就问曾显聪是否去过。喻鼎举点头说来过，可能觉得刑警的神情有异，便小心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刑警秋风黑脸，说现在是我们问你，曾显聪是几时来的，来干什么？喻鼎举战战兢兢回答，是一个多小时前过来的，不是来找我们，而是来找雅仙——就是我侄女的。
喻雅仙经过这些天的调理，精神状况看上去好了一些，说话声音也清亮了。她告诉刑警，曾显聪是来问她要仁安里住所的钥匙的。刑警不解，仁安里房子的钥匙他应该有的嘛，为什么还要过来找喻雅仙要？喻雅仙说，大门钥匙他是有的，但屋里橱柜的钥匙他没有。那么，曾显聪要钥匙干什么呢？喻雅仙说，他要去南方走一趟，说是为一个朋友的事，但没说是哪个朋友，也没说具体到南方的什么地方。他朋友多，说了我也弄不清楚是谁。这事看来好像挺着急，他说来不及从银行取钱，想起我家里的橱柜中有些现金，就先拿去用用。他平时经常在我这里放一些钞票，我把一部分存进银行，一部分就放在家里以便随时可以取用。我们母女俩的日常开销是比较大的……提及女儿，喻雅仙的声音低了下去，眼圈又红了。
一干刑警分赴仁安里和北火车站。仁安里那边的居民说，曾显聪先前来过，一会儿就匆匆离开了。北站那边，刑警请车站派出所出动相帮布控，站台、候车室、站前广场一一查看，并无曾显聪的影踪。问了售票窗口和检票口，但工作人员只顾售票、检票，根本没空留意是否有这样一个男子。刑警随即把电话打到上海铁路公安处，请他们立刻与下午两点钟后从北站开出的所有客车上的乘警联系，要求逐节车厢查看是否有符合特征的一名男性乘客，如有，即予缉拿。同时，北站的布控也不能撤，以防曾显聪突然出现。
谜底揭晓
接下来，专案组刑警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查摸曾显聪的社会关系，以便筛选出他可能前往投奔的对象，这才可以派出追逃人员有的放矢前往查缉。专案组采取一边筛选一边派员出差的办法，筛选出一个对象，立刻派出一拨人员。曾显聪本人以及曾家的社会关系广泛，专案组的警力肯定是不够用的，就从嵩山分局和市局刑侦处、追逃办借调。这样一连忙了三天，陆续派出七路人马分赴广东、广西、福建、湖北、四川等地。
第四天，2月26日，又查到了一个对象。那人姓钱，广州人，职业不详。此人在一年半前与曾显聪结识，也是个有钱主儿，是老板还是小开就不清楚了。反正提供这一情况的曾显聪的一位王姓朋友告诉刑警，之后钱某只要来上海，就要和曾显聪见面，互相请吃饭、跳舞、看戏，还去苏州、无锡、镇江、杭州旅游过。王某只做过两次陪客，对钱某的了解有限，更不知钱某在广州情况如何；不过，王某说曾显聪接待钱某时，喻雅仙经常作陪，所以她应该知晓。
刑警便去新闸路喻鼎举住所找喻雅仙了解。喻鼎举告诉刑警，喻雅仙上午去苏州了。去干什么呢？还是烧香还愿。上次她去苏州就是为了还愿，可是只住了两天，就因女儿出事被迫中断。这些天，她住在新闸路这边觉得闷得慌，又不想回仁安里的住所，遂决定去苏州把愿还了。她还留下话让转告专案组同志，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找她了解的，可以去苏州云林庵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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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专案组指派刑警郑寒笙、阮嘉平两人前往苏州，向喻雅仙了解关于钱某的情况。之前，郑寒笙已与张崇师去过一趟云林庵，为的是向庵院方面核查2月12日至14日期间喻雅仙是否住在那里，这次再去，郑寒笙对路线已经熟了，下了火车就直奔云林庵。还是上次见过面的那个知客师傅出面接待，刑警正要说明来意，管理庵院大众饭食斋粥的典座拿着一个硬纸夹进了门，说有桩小事要问一下知客师傅，刑警于是就让典座先说。典座说的果然是一桩非常小的事儿，没想到，对于刑警来说，却是最关键的线索——
云林庵对外来临时居住本庵的施主、居士实行收费制，费用不高，每天食宿仅付五千元，该费用由典座负责收取，外人来庵时登记，离开时支付，典座每隔半月结算一次后把钱交给监院。这次，典座把上半月的收入账目交监院审核时，监院说账目有误，多收了一份早餐费。典座寻思，自己是按照知客提供的登记资料结算的账目，而且收取费用时外来居士本人也并无异议，如数支付，就想来问问知客，登记资料是否有误。知客说，监院已经来说过这事了，她是个特别顶真的人，每次账目都要向云水堂（又称寮房，即僧尼、居士居住的房间）抽查核实。这次她核查下来，发现有一位外来信徒2月12日晚上没有在庵院过夜，所以13日未用早斋，可是账目上却记上了，出于慎重，她也来我这里询问过这事。
两个刑警听着不禁一怔：2月13日的早斋？那是不是说的喻雅仙啊？于是，就打断两个师傅的对话，要把这事问个明白。典座翻开硬纸夹一看，报出的姓名果然是喻雅仙。郑寒笙、阮嘉平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歪打正着撞上这份好运气。这些日子，专案组一直在苦苦寻觅2月12日晚上潜入仁安里喻雅仙、喻宝珠母女住所投毒的那个家伙，根据此人必须持有钥匙或者具备开锁手段的作案条件，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喻雅仙和曾显聪两人。可是，这两人当晚都在苏州，没有离开过各自下榻的旅馆和庵院，这是上次刑警赴苏州调查的结果。现在忽然冒出喻雅仙2月12日晚上不在庵院过夜的情况，那么，那天晚上她去了哪里呢？难道是潜回上海作案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本案就是母亲谋杀亲女的凶案了，这种案件极为罕见，必须慎而又慎，掌握铁证。于是，刑警便把监院请来，询问她是怎么知道喻雅仙2月12日晚上不在庵院的。监院说，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烧香拜佛的信徒显着减少，向本庵捐献较多香资的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庵院四大寮口八位执事（寺庙庵院四个重要部门的八位主要负责者）决定严格执行收费制度，当然，不能多收，但也不能漏收。这是监院负责的事情，所以她很认真，经常暗地抽查。2月13日早斋时，正好她去暗查，发现用早斋的人数与登记不符。当时她没吭声，待典座把账目送上来后，发现典座的确是按照登记人数收取的斋资，那不是出家人应有的诚信做派，所以立即提出质疑。为此，她还向当时与喻雅仙同室的三个居士了解过，她们一致说，喻雅仙在2月12日晚斋后就离开庵院了，是跟本寮房的八人之首（相当于室长）赵居士打过招呼的，并说明天上午八点钟前会回来。次日，喻雅仙果然按时回来了。
刑警跟那三位尚在庵院的女居士当面了解，她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两位刑警商量了一下，也不必向领导请示了，先把喻雅仙带回上海再说。
三小时后，当刑警把喻雅仙带至嵩山分局专案组驻地时，有一个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曾显聪也找到了！
曾显聪是一小时前被突发奇想的留用老刑警王秀木拿下的。王秀木的奇想是什么呢？要说这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曾显聪不是有个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妻子汪西凤吗？尽管两人长期水火不容早已分居，但假如曾显聪在这当儿突然去找汪西凤呢？上海解放后，汪家的势力没了，估计她很想跟曾显聪和好，否则她就没有出路，所以，这种情况下她会接待突然登门的曾显聪的。况且她根本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情况，肯定不会对名义上的丈夫有什么戒心的。这种可能，之前专案组分析情况时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既然想到了，自然要去汪西凤的住处看一看。这一去，曾显聪就给拿下了。
喻雅仙被带回上海的时候，曾显聪正在向专案组交代关于陪同喻宝珠去红房子医院打胎的一应情况——
他对喻雅仙感情颇深，如果不是至今尚未办下离婚手续，肯定早已和她结婚了。爱屋及乌，他对喻宝珠也是视同己出。他觉得自己和喻宝珠的关系，介乎父女和朋友之间。而从喻宝珠的角度来看，可能把他作为朋友的成分更重些。小姑娘经常当着其母的面，和他这个未来的继父勾肩搭背，嬉皮笑脸，拍着肩膀称呼“老兄”，或者是“Dear”，这使喻雅仙很不自在。有时喻宝珠和母亲因为一些小事怄气，还会故意刺激母亲，冷不防给曾显聪来个拥抱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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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喻宝珠遇到困惑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通常都不跟母亲商量，而是直接向曾显聪求助。去年深秋，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私服打胎药无效，只得找曾显聪帮忙，并要求他对母亲保密，免得喻雅仙为此歇斯底里。喻雅仙的性格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外人面前温柔似水，但面对曾显聪和喻宝珠，却经常是蛮横无理，为达到目的，动辄以自杀自残相胁。这个忙曾显聪自然是要帮的，但他有一个条件，即喻宝珠必须说出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要和这个人当面谈谈。喻宝珠无奈，只得告诉曾显聪，孩子的父亲就是小亚。稍后，小亚也认账了，并且写下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说明，和喻宝珠一起在上面签了字。办妥此事，曾显聪才陪同喻宝珠去红房子医院堕胎，费用自然是由他支付。
本来，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没想到，大大咧咧的喻宝珠竟然把打胎的病历带回家，不慎被喻雅仙发现了。可以想象喻雅仙的愤怒，她又骂又打，逼着女儿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遭到拒绝后，扬言要动用家法。喻宝珠见势不妙，只好请曾显聪出场说明情况。在小姑娘看来，曾显聪肯定有法子摆平此事。可事情没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喻雅仙的疑心本来就重，出了这种事，她想当然地认为曾显聪就是孩子的父亲，否则，女儿为什么要让他来说明情况呢？
接下来的几天，曾显聪被喻雅仙折腾得几可用“死去活来”来形容。曾显聪的各种解释无效，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决定和喻雅仙分手。这下，喻雅仙终于清醒过来了：她和女儿的优裕生活靠的全是曾显聪，这一分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不得已，只好主动向曾显聪示好。曾显聪同意和好，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件事到此为止，从今以后不得再提。尽管顶着小开的名声，曾显聪也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他觉得，既然答应了为喻宝珠保密，那就要说到做到。什么时候喻宝珠愿意自己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他相信，这件事日后总会弄清楚的。
喻雅仙为了挽回和曾显聪的关系，除了一口答应，也没有其他办法。但实际上，喻雅仙根本没有打算“到此为止”，她坚信曾显聪和女儿有私情，原先对曾显聪的愤怒转变为对女儿的憎恨。但她把这份情绪隐藏得很好，既没让曾显聪觉察到，更刻意对女儿隐瞒。如此一来，曾显聪还真以为喻雅仙信守诺言，此事已经结束了。
春节过后，喻雅仙提出要去苏州还愿，还要求曾显聪同行，曾显聪并未起疑。稍后，传来了喻宝珠猝死的消息。曾显聪根本没往喻雅仙头上去想，因为他知道喻雅仙在庵院还愿，不可能去上海作案，再说，她一个女人，上哪里去弄氰化钾？近日，风传警方在调查自己，曾显聪对警察办案的印象还停留在解放前，担心和警方纠缠不清，就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主意，自己消失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去哪里躲呢？他想到了尚未离婚的妻子汪西凤。诚如刑警王秀木所料，汪西凤以为他回心转意，对其热情有加，殷勤款待。
被警方找到后，得知警方的怀疑对象竟然是喻雅仙，他自然是大吃一惊。不过冷静下来细细一想，联系到喻雅仙那神经质的性格，又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有一点曾显聪想不通：喻宝珠独自在家过夜，肯定会摁下司必灵锁的保险，并插上门内的插销，凶手仅有钥匙是无法进屋的。
这个疑问，警方很快就弄清楚了。小亚终于承认，2月12日晚，喻宝珠从新城溜冰场回家后，又出门与他幽会，在他的住所待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离开。
2月13日上午，她与仙乐斯舞厅的舞女胡玳有约，同赴浦东参加一家私企的庆典活动，六点半起床匆匆洗漱，冲了一杯“阿华田”，吃了些什锦果作为早餐。当时她吃的是上一天购买的马口铁听装新品，吃过后收拾时，把昨晚拿回来的、下半夜被其母下过毒的小半罐什锦果并进了马口铁饼干听，出门时顺便把空罐扔掉了。
到这一步，喻雅仙已无话可说，唯有痛哭流涕地作了交代。直到此刻，她仍认为女儿跟曾显聪有奸情，女儿在跟她争夺曾显聪，而曾显聪铁定应该是属于她的，谁跟她争夺谁就是她最大的冤家仇敌，亲生女儿也不例外。因此，她就起了杀心。当然，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也曾犹豫过，但目睹女儿跟曾显聪的那份亲密，她最终还是下了决心。
2月12日晚，她搭乘夜班火车潜返上海，想趁着女儿睡着时偷偷下毒。对于这个计划，她最大的担心是女儿夜间反锁屋门，如果她大声叫门，就会惊动邻居。没想到女儿当晚和小亚幽会，没在家里，为她下毒提供了方便。作案后，她又悄悄离开，去北站买票返回苏州。
那么，毒药是由何人提供的呢？喻雅仙交代，那是其已故丈夫、“军统”行动特工凌鸿川留下的。
该案侦破后，对喻雅仙进行了两次精神鉴定，最后认定其患有“偏执型间歇性精神障碍”，法院未判其死刑，于1952年11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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