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别说之前，就是胡斯派自己，都是如此。

胡斯神父的追随者中，有一部分主要是社会上层和富裕的市民，态度较为温和，被称为“圣杯派”。另一些底层出身为主的激进者，则被称为“塔博尔派”。至于杰士卡本人，虽然经常被视为塔博尔派的首领之一，但他其实是另一方。

杰士卡认为塔博尔派的一些举动过于极端，比如塔博尔派热衷于复仇，经常在战后杀死所有俘虏，但杰士卡反对这种手段，经常约束士兵，善待被俘的敌人。时间长了，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亲密战友。

后来，杰士卡本人病死在军中，这些人十分悲痛，以失去父亲的孤儿自称。因此，这群人也被称为“孤儿军”，被视为单独的一派。不过军事上，他们还是和塔博尔派一起行动。

在杰士卡死后，胡斯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圣杯派希望对神罗妥协，因此反过来试图剿灭其他反对者。在内战中，塔博尔派和孤儿军也被消灭了。而圣杯派实际上也失去了作用，随之瓦解。他们的后继者，是一个被称为“波西米亚兄弟会”的组织。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欧洲，主张平等，反对私有财产，提倡集体生活的，往往也是鼓吹和平的人。塔博尔派这种一边主张平等和宗教宽容，一边又天天练兵的，其实是极少数。

早在杰士卡还在的时候，胡斯派内部就出现了反对战争的声音。一个名叫海尔齐斯基的神父就公开诅咒战争，主张反对一切暴力手段。

海尔齐斯基神父同样主张平等，也反对贫富悬殊的现状，但他认为，人们不应该通过任何强制性措施来实现这种平等。一切国家政权，连同他们的各种组织，都是邪恶和亵渎的，因为正是国家，造成了地位和财产上的差别。

因此，这位神父认为，一个真正的信徒，不应该参与任何国家事务，担任任何公职，也不能向国家和它的法庭、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大家都对国家置之不理，就能实现让国家消亡的目的了。同样，人们也不应该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哪怕是强迫别人做善事。因为这种行为，和暴虐的国家机器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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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齐斯基神父和他的弟子格里高利修士等人，主张放弃积极的反抗，转为建立脱离国家的组织，在组织内部实现平等，禁止贫富差距，靠互助来维持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们也反对塔博尔派的行事方式，认为他们也在组织军队，施行暴力和建立国家，等于和贵族们一样坏了。

在战争期间，这一派没有什么存在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不受欢迎——实际上，这种思路才是欧洲拜上帝教自古以来的主流之一。只是，他们摈弃暴力，敌人却不愿意。

主张和平的教徒，很容易遭到神罗方面的迫害和屠杀。连海尔齐斯基神父本人，都只能在塔博尔派控制下的一座小镇里，才能坚持写作。不过，随着塔博尔派的失败和没落，这个派别随之兴起。

早年，他们也遭到过打压，但随着这种温和教义的广泛传播，一批社会上层也表达了加入的意向。按照原本的规则，加入兄弟会的人要放弃财产和地位，维持人人平等的环境，但这对于上层人士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为此，兄弟会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主张保持之前的严格规则，但更多的人认为，可以适度放松这些规定。最后，温和派取得了胜利，规定人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担任公职，参与战争，乃至从事商业，获取利润。连必须帮助组织成员的责任，都不再是强制性的。

严格派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们基本都只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人数也不多，影响不了大局。到16世纪初，最后一批狂热的严格派在布拉格被烧死，这个派系也随之消失了。

其他胡斯派的后继者，倒是一直存在到了近代宗教改革的时代。或许是因为能够作为反对天主教和神罗皇帝的工具，他们的发展还不错，吸纳了大批贵族参与，并且加入了反对天主教的同盟。

不过，在诸多方面，胡斯派的后继者仍然和新教有很大差别。最为明显的是，他们依然坚持宗教宽容。因为早期的胡斯派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社会组织，信仰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但当时流行的路德派教义则认为，能够使人获得幸福的是信仰，而不是实践活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容。这也是很多人并不把胡斯一系的教派视为新教的原因之一，哪怕双方确实合作过。

不过，这也是胡斯派留下的仅剩影响了。这时候的波西米亚人，已经完全没了先祖的战斗力。

1620年的白山之战中，双方不约而同地将波西米亚士兵作为鱼腩看待，而战场上，他们也果不其然地被蒂利伯爵的天主教军队轻松击溃，有些士兵甚至没接敌就开始逃跑。贵族们则直到最后，都不愿意为战争掏一分钱。得知战败，布拉格也立刻开城投降了，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天主教方面的预期。

战后，神罗也对波西米亚进行了严酷的清洗。当地贵族遭到集体处决，他们处心积虑维持的财产，则被神罗皇帝趁机吞并。波西米亚人口从300万被杀到还剩80万，之后，这里就成了天主教的地界，胡斯派的最后一道残影，也完全消失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