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下这个紧急关头，牧师们应当坚定信仰，将信众们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如果牧师们执意要像克莱斯特奇教区那样顽抗，坚持不将济贫税投入到公共卫生上，那么他将不得不考虑动用大法官手中的法定权力，暂停发放牧师们的圣俸。

而在圣俸停发后，如果他们之后的行为依旧不改善，布鲁厄姆将不排除将这份名单呈交给全英首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南部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全英次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北部教会的约克大主教手中。

相较于布鲁厄姆勋爵的动嘴皮子，战争与殖民事务部主管大臣戈德里奇子爵的态度则直接许多。

鉴于不列颠多地因为议会改革与霍乱疫情引发的暴动，戈德里奇子爵命令驻扎于本土的陆军部队可以在合理范畴内协助当地政府进行临时管制工作。

内务大臣墨尔本子爵则在趁机推进他的《市政警察法案》，相较于去年他遇到的阻力，今年的《市政警察法案》推动起来明显顺利了许多。

如果让亚瑟猜测原因，那么他认为，应该是不列颠各地的市政当局终于发现，让警察部队管理治安明显比陆军出动更令人放心。

更何况，墨尔本子爵如今也不再坚持内务部必须完全掌握全国警察部队的领导权，而是愿意与市政当局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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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一个令市政当局愿意让步的原因，则是前不久刚刚通过的不列颠城镇改造计划。如果服从中央管制霍乱就能摊上这种好事，那他们也不介意考虑考虑。

就在几天前，托利党新秀议员迪斯雷利先生以一份技惊四座的演讲在下院博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支持票数，成功说服议会通过了谋划已久的城镇改造项目。

而迪斯雷利能够成功，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眼下汹涌的霍乱疫情，已经让议员们感到不能对城市卫生置之不理。

因为就算是议员齐聚的威斯敏斯特宫，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都能闻见从隔壁泰晤士河飘来的阵阵恶臭，以致于上下两院开会时不得不关上窗户。

但从前由于这种计划实在是太花钱，议员们对于城市改造这种事依旧是举棋不定。但霍乱等多种流行病的到来，却让城市改造有了一个充分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很容易达成共识。

第二是迪斯雷利先生的某位热心朋友为他提供的某种秘密文书。

或者说，是霍乱期间巴黎共和派与波拿巴派号召人民起义的宣传文件——《告人民书》。

穷人并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死于饥饿！富人很少遇到威胁，因为他们逃跑了。不幸者拥有更少的劳动与面包，人们禁止死者的亲朋好友进入医院。

为什么让胆小鬼、利己主义者携带生存资料，逃离边境，却让人民生活在巴黎？疾病肆虐人口稠密的街区，因为它们既肮脏，且人口拥挤。

有人抛弃了疾病不会侵入的干净而宽敞的房屋，它们空荡荡的，医院却人满为患。穷人之悲惨与狭窄的居所在吞噬奄奄一息者。

啊！让这些毫无用处的公馆接收除了臭气熏天的大街就无处居住的不幸者。啊！既然富有的主人抛弃了它们，那么就让人民去居住！

当迪斯雷利在下院宣读这份文件时，下院一度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死寂。每一个人的鼻孔里都嗅见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气息，每个人的眼睛都能看得出几分凝重与疑虑。

而当迪斯雷利先生振臂一呼，说出那句他自认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名言时，下院掌声雷鸣。

“一个分裂的王国无法持续太久，当社会的底层动荡不安时，上层建筑也无法独善其身。茅草屋倒塌之后，圣詹姆士宫的大理石柱也会为之颤栗。外界环境往往不受我们控制，但我们自己的行为却始终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我们，将用我们的行为证明，不列颠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不得不说，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气势。

但是亚瑟为什么会对迪斯雷利在下院的高光时刻这么清楚，自然是由于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八次听迪斯雷利提到他的光辉事迹了。

迪斯雷利一只手搭在编辑部的沙发靠背上，一手托着酒杯侃侃而谈道。

“真的，我当时真的希望你们都在那儿。而且我不止希望你们都在那儿，我还希望我父亲、我姐姐他们都在那儿。叫我父亲瞧瞧，他儿子是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浮夸，我同样可以做个威严庄重的大人物，只是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