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哥廷根学派的形成过程，后人无疑会惊叹于其对现代科学和思想的深远影响。这一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大学中的学术群体，更是一场知识革命的代表，特别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哥廷根学派展示了科学研究如何从个人的天才成就，转变为集体合作与跨学科交流的成果。

在德意志大学教育遭受巨大冲击的19世纪30年代早期，通过1832年汉诺威王国议会改革顺势推动教育改革的哥廷根大学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冲击，更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传统哲学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得数学、物理学、法学、生物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向着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推进。

高斯被认为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他的精确思维和创新能力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而在高斯之后继任哥廷根大学数学教席的彼得·狄利克雷和伯恩哈德·黎曼则继承了这一遗产，在数论和几何领域先后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携手将哥廷根打造为数学研究的世界中心。

与此同时，作为全欧第一所将电磁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专门化教育的哥廷根大学，在其首任电磁学教授亚瑟·黑斯廷斯的带领下，确立了实验为先理念的哥廷根大学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学科中占尽先机。

哥廷根大学电磁学领域的首届毕业生中就涌现出了维尔纳·冯·西门子这样的实业界重要人物。而继任黑斯廷斯电磁学教席的乔治·欧姆、威廉·韦伯和尤利乌斯·普朗克等人则充分发展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这一成功推向了新的高峰。

同时，哥廷根学派还展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融汇。约翰·布卢门巴赫和鲁道夫·瓦格纳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揭示了生命现象背后的物理机制，而法学家萨维尼则以历史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法律的作用与性质。这种跨学科的学术生态促进了学术自由和思想创新，极大地扩展了知识的边界。

虽然哥廷根大学在1837年因为受到‘哥廷根大学七君子事件’的影响，损失了相当程度的教学声誉与师资力量，但部分学者的出走也直接促进了另一所欧洲顶级大学的快速崛起。而在渡过数年的艰难时期后，哥廷根学派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恢复，并于20世纪初期达到巅峰。

这里先后走出的马克斯·玻恩、维尔纳·海森堡、沃尔夫冈·泡利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人，使得这所德意志顶尖大学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弗里德里希·保尔森《19世纪德意志教育史》

今天一大早，学监办公室里便传出了一阵吵吵嚷嚷的对话声。

学监助理、哲学院院长约翰·赫尔巴特教授坐在亚瑟的对面，苦口婆心的劝说道：“从学术的角度考虑，晋升乔治·欧姆先生为副教授的决议绝对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他绝对配得上这份荣誉，更配得上那份薪资。但是，爵士，我必须得提醒您，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把这份决定延后几个月宣布。”

“延后宣布？”亚瑟显然不是很满意赫尔巴特的这个建议，不过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是询问道：“我猜您可能是觉得直接宣布会得罪一部分德意志自然哲学界的研究者吧？”

赫尔巴特抿了抿嘴唇，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但是话到嘴边他还是咽了下去，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会议当天您就在现场，所以我猜您比我更了解当时的情况。”

“正是因为我了解情况，所以我就更加不会推迟任命决议。当然，我这么做不是不尊重您的建议，只是我也有我的理由。”

“您能说说看吗？”作为哥廷根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赫尔巴特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个清楚：“只要是对学校的发展有利，我不会阻挠您的意见。”

亚瑟端起茶壶替赫尔巴特倒了一杯红茶：“首先，任命乔治·欧姆出任副教授，并非是出自我个人的意愿，而是出自学术公平的考虑。如果有了相应的成果，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绝对会打击到学校里青年私人讲师们的积极性。”

赫尔巴特捧着茶杯微微点头：“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也赞同公平。”

“其次。”

亚瑟接着说道：“根据《哥廷根大学聘用程序办法》的规定，教授候选人必须是博士毕业生并且已取得教授资格。欧姆有埃尔朗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巴伐利亚王国通过了教授资格选拔，根据德意志邦联教育体系内的互认原则，他的博士学位与教授资格在汉诺威王国同样受到承认，因此有资格被聘任为哥廷根大学的正式教授。除此之外，他还具备多年的工作经验，并在不久前的电磁会议上当着学术委员会的集体成员完成了他的学术演讲，并获得了一致好评。因此，聘任他为副教授也是符合法定程序的。”

说到这里，亚瑟从桌上抽出了一份印有皇家纹章的文件推到了赫尔巴特教授的面前：“关于以上这些，我已经上报王国教育部进行了确认，您面前这一份便是教育部刚刚下发的回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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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拿起那份文件随手翻了两页便知道东西是真的，但是他依然还是惊讶于教育部这次的反应居然会如此之快：“欧姆先生还真是好运气，一般来说，这种确认流程怎么也得走上几个月。如果是正式的任命程序，那么短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