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紧张，没什么大事，就是普通的聊聊天。不介意的话，你先找个地方坐下吧。”

施莱登究竟有没有涉及到学生暴动和意大利革命，这件事亚瑟比谁都清楚，毕竟全哥廷根上上下下一千号人，和这些事情牵连最深的便是学监阁下本人。

不过，为了打消多斯纳的疑虑，亚瑟还是象征性的问了几句：“我之前就一直很好奇，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你不选择在美国本土上学，而是选择来德意志呢？”

莫特利听到亚瑟问起这个，笑着回道：“嗯……这个嘛，在美国上学当然好，可我虽然热爱我的家乡，但我依然不得不承认，即便是美国最好的学校，譬如老牌的哈佛大学抑或是后起之秀弗吉尼亚大学，在学术资源方面都没办法与欧洲大学相提并论。而且如果回国找工作，欧洲大学的文凭也总是比美国本土学校的文凭更受到认可。杰斐逊总统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在招聘教授的时候，甚至直接注明了有欧洲学术背景的应聘者优先。正因如此，只要有机会，能来欧洲上大学自然是要来的。”

莫特利坦诚的态度令谈话轻松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俾斯麦事先给他提了醒，又或者是看出了现场的气氛不大对劲，总而言之，这个聪明的美国小伙儿一句拐弯抹角话都没说话，丝毫不给多斯纳怀疑他的机会。

“原来如此。”亚瑟也不想给学生挖坑，他尽可能的把话题带远：“不过，如果是来欧洲留学，去英国不是更好吗？沟通起来没有障碍，不必多学一门语言。我知道牛津和剑桥不收国际生，但是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应该是不限制国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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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特利闻言耍滑头道：“当然，格拉斯哥、爱丁堡还有伦敦大学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在1815年《根特条约》签订以前，英国也确实是不少美国留学生的首选。但是，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去英国留学这件事在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光彩，再加上英国又开始不断限制美国留学生的数量，所以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遗憾了。

至于，不能去英国，为什么不去法国，而是来到德意志读书。我猜这可能和斯塔尔夫人出版的那本《德意志》有关，那本书虽然是法语书，但是第二年就在纽约出版了英译本。这本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许多人从那本书里了解到了德意志的风土人情、宗教哲学、艺术教育等等各方面。

我们波士顿哥廷根校友会的大部分学长们都是受了斯塔尔夫人的影响才选择来哥廷根求学的。至于像是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学生，则是受到了库森先生那本《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公共教育报告》的影响。这本书是1832年出版的，我在没看到这本书以前，一度想去法国留学，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德意志试试。”

说到这里，莫特利还不忘夸赞哥廷根提供的学生服务：“事实上，我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知道我没来错地方。根据政府的规定，无论是整座城市还是哥廷根大学都做出了各种调整来适应留学生的需求。我们一到哥廷根，多斯纳先生就立刻了解了我的情况和需求，处处都有清晰的流程。从当地市民会确认我是否已办理好住宿、教授会帮助我选择合适的教师、学校员工确保我的其他生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因此，我到达哥廷根一两天之后，就对这里没有任何陌生感了。”

俾斯麦听到莫特利的话，只是站在亚瑟的身后冲着这位老朋友撇了撇嘴。

因为他记得莫特利私下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哥廷根大学的学生服务往好了说，叫做事无巨细。往难听了说，其实就是婆婆妈妈、程序繁琐。

如果哥廷根大学想要消灭自由主义运动，其实很简单。只要学术委员会下发一份通知：要求学生每次举行示威集会和暴动游行必须提前六个月打申请就行了。

因为按照哥廷根的办事效率，六个月的流程通常得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完，而等到那个时候，学生们估计早就毕业去上班了。

不过，虽然两人都会抱怨学校低下的行政效率，但是莫特利的学习态度显然比俾斯麦这样的德意志学生认真多了。

莫特利每天的作息十分规律，除了偶尔和俾斯麦小聚以外，他的日程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