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苏子瞻任通判尚且不满一年，如此资序如何能便为一州守臣？”

眼看着官家有意骤用苏轼为太守，王安石当即坚定表示了反对，并以本朝严肃的选官法度作为自己的依据。

说实话，王相公的言语是正理。

宋代选官之法尤为严苛，按道理来说，任通判不满两任六年的，就是没有资格担任知州这样的封疆大吏。

不过早在汉时，着名法学政客杜周便曾明言，正所谓“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虽然古代中国从来未曾存在过专制政治，君王一向不可能绕过宰臣强制决定什么大政。

但区区一州守臣的任命，即便是在宋代这样开明的时代，皇帝也还是能够通过“说服”的手段，来操权柄于自身的。

“相公何必反对？使有才能之人淹滞于下，才是朕这个官家的所不当为的。资序不够，权发遣便是。”

“权某官”和“权发遣某事”，便是皇帝合理任用资序不足者为某官的手段，其中“权发遣”一般是用在资序尤为不足者身上的。

王安石却仍不买账：“苏子瞻有何功劳？权发遣一向为非常之法，或是骤有显着功勋，或是事有急促之时，岂可轻易授人？”

官家面对这位拗相公，却只是一笑，复又说出了自家老爹的一句名言：“如苏轼有不可以邪？”

这句话是英宗皇帝对时任宰相韩琦所说。

当时英宗刚刚即位不久，求贤若渴到了一定份上，而他老早就听说过苏轼的贤名，于是便想着将之召为近臣。

一开始英宗想要用其为知制诰，但韩琦却觉得知制诰作为外制名位太重，不能够这般轻易地授给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苏轼。

于是英宗复又想使苏轼修起居注，但韩琦随即又表示了反对，因为修起居注作为记录皇帝日常举止的史官，与知制诰的地位是十分相近的，也并不适合彼时的苏轼。

英宗终于无奈，干脆问起了韩琦的意见。

韩琦倒也没有压制苏轼的心思，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不如就在馆职中挑选个近上的职位与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