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他得罪人太多，愿望很快落空。

没面子的杨泰永也是为了挟制老常，提出辞去秘书长出国考察，老常好话说了一箩筐，才算把这个人才留住。

但派系内对杨泰永的反对声日趋严重，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老常决定暂时将杨泰永调离身边，派他去鄂省当老大。

这一招看似是杨泰永失宠了，其实老常有着深刻考量。

杨泰永得罪人太狠，要他去当封疆大吏暂时避开，等风头过后再调回来，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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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搞垮杨泰永的机会。

杨泰永还没到任，他们就撺掇学生们闹事，说杨泰永和他的政学系是亲日派。

群情激昂的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高呼“反对杨泰永接任老大”等口号，闹得杨泰永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老常出手了，电令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要他查明是不是有人暗中捣鬼，如果是的话，把负责人按军法处置。

可见为了支持杨泰永，老常不惜对二陈开刀。

鄂省的CC系立刻慌了手脚，派人去金陵当面向老常陈述：这都是学生自己搞出来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虽然老常给了杨泰永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但杨泰永很清楚，一旦自己离开老常的庇护，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因此，他表面上对鄂省的官员非常客气，内心却怀着恐惧，成天戒备森严，就连每周一次的联合会议，都要随身带着好几个卫兵。

可惜，千防万防也终究抵挡不住敌人想杀他的心。

杨泰永应邀赴霓虹驻汉口领事馆宴会，他在江汉关等候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被刺客击倒，身中两弹而亡。

奄奄一息的杨泰永还对卫兵说，自己早知道会有今天，为国而死，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继续为了国家出力了。

这位56岁的“当代诸葛亮”去世，老常得知后立刻震怒，责令侦查厅严查刺客下落。

案子虽然告破，但后来很多人都猜测，真实凶手应该就是二陈，毕竟双方早已水火不容，都恨不得除对方而后快。

自古以来，元戎用兵，身边必有股肱羽翼以为辅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腹心”。

关于腹心，《六韬》对其职责的定义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也即“主管参赞谋划，应付突然事变，观测天象，消除祸患，总揽军政大计，保全民众生命。”

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深谋远虑，能够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能够根据现实，做出各种各样的策划；能够应付各种突发事件，能够将各种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能够根据形势制定恰当的军政战略，并负责将其施行下去……

在老常心中，杨泰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前几年的老常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可谓是“夙夜思之”、“求贤若渴”。

1924年之后短短几年，老常从一介匹夫一跃而成为老大乃至有独裁全国趋势的领袖，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随着北伐的胜利，在派系内形成了针对老常的统一战线，其势力十分强大。

老常想要顺利完成过度，开府东南，势必需要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智囊团队，尤其是需要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助手。

但老常仔细一观察就发现，自己在派系内的势力和影响力太过单一和弱小，实际上也只局限在军界，其它系统中自己的力量十分薄弱。

尤其是行政系统，把持政权的都是一些素有威望的老人。

他们要资历有资历，要实力有实力，许多人还都是元老，要把这帮人打倒并夺取权力实在是不容易。

反观自己的嫡系干部，大多都是些刚走上隔命道路不久的年轻人，根本没法与对手相抗衡。

因此，老常便开始在党外人才中打起了主意：上至北洋下到魔都报界，只要有才学、有名望，有一定的隔命历史且不反常的人，都在网罗之列。

北伐军刚占领洪城，老常就四处派出使者延揽人才，面对四方人才，老常折节下问，谦逊异常。

而从杨泰永和政学会等北洋旧人的角度来看，自从旧国会关闭后，一大批原北洋系统的文人、政客失去了自己的平台，这些人即便再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很多人困居愁城。

对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的策士来说，这样的日子无疑地狱。现在南北再次有事，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而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要投奔“隔命”阵营，似乎也只能是老常。

元老派视他们为仇敌；新桂系十分排外，对北洋系的人员基本上持不信任态度；

总之，派系内把他们视为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扫除而后快。

一个求贤若渴，一个苦于没有平台，两者走到一起确是自然。

第二，是老常的知识结构与杨泰永的知识结构的知音式碰撞。

老常从小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到霓虹受过一些基本的军事教育，后来在魔都跟随陈闹隔命，陈死后又跟随孙。

总体上看，他的知识结构以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儒学为主体，同时又夹杂一些西方的军事知识和华夏的江湖文化，再后来又加入了一些基督教的理念。

杨泰永中过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既熟悉传统的经典又对西方的政治、外交有深入研究，曾翻译过西方的《外交政策》、《现代民主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他对华夏的现实有着入门三分的观察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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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第一厅——该厅又称“三分厅”，主管军事工作，由贺担任厅长，下辖两处六课，有参谋200多人。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第一厅负责。

第二厅——该厅又称“七分厅”，主管郑治工作，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兼任厅长，凡行营民政、教育及地方政权组织、农村经济、经济封锁等事项都由第二厅负责。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