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最初明太祖“朴素”的政治设计，早已不符合帝国商业繁盛的现状！同样，再是顽固的皇明祖训，在财富与利益的长久浸润下，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

眼下，在中官宦官们的掌管下，三大市舶司的实际职能与工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三大市舶司交易的“番舶”，与明船假装的“番舶”，数量也越来越多，已经远超堪合的许可。就连原本不存在的商税征收，也在中官们的管理下，自然而然的出现。这里又以广东市舶司最为先行，开创出“番舶报水钱”，直接向整个衙门分发！

因此，这海禁松动的口子有多大，一张堪合能让几艘“番舶”交易，交易几次，抽水几成，是否需要严格遵从“朝贡”频率…都要看中官们灵活的“底线”与“执法标准”。

当然，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是前来贸易的“番舶”，必须挂靠…不，拥有大明发给藩属国的一张有效堪合，才不会被大明水师“强行执法”。要是有大明赐给藩属的“金叶表文”，那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这海禁执法的宽松程度，通常与顺天府的距离，与中枢管束的程度成反比。广东市舶司的执法最松，“番舶”贸易的规模最大，也是最顶级的外派肥差。福建市舶司的执法稍松，中官们需要谨慎些。至于浙江市舶司，却是收的最紧，甚至一不小心，就得掉了脑袋！

“我皇明开国，已经一百三十年！浙地人口滋生，单靠这些早已瓜分殆尽的田地，又如何能养活的起？而朝廷加在浙地的赋税，又冠绝全国…所以，沿海浙民出海，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就像我崇明施氏，以岛上那点薄田，又怎么可能养活的了族人…”

“只是，若是没有一纸堪合，仅靠中官们的操弄，进行假冒的‘番舶’贸易…这暗中索要的抽头虽重，和利润丰厚的海贸比起来，尚且还能忍受。可朝堂法度时松时紧，内廷中官来来去去…一不小心，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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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今上继位以来，处死大监梁芳，驱逐‘奸佞’，信用‘君子’，使得‘众正盈朝’。而市舶司的中官们，各个忐忑不安，生怕被御史们抓住把柄弹劾。这海贸的口子，也越收越紧！尤其是这浙江宁波港，中官们甚至都不能做主，先是让布政使司的刘藩台掌控。刘藩台刚刚调任黄河治水，却又来了个王藩台，继续把握宁波港！…”

“这王藩台是北地进士，从陕西边镇升转而来，据说有备边御虏的功绩，不像是个道德清流…为了我崇明施氏的未来，我也只得出此下策，且试上一试，看看能不能弄一张堪合！…若是不成，太平岙巡检司巡察越来越严…那海上的贸易，要么就得冒险传入私贸，要么就得先断上几年了！…”

想到那些端不上台面的贿赂，和必须这样才能进行的海贸，施文德就蹙起眉头，感到一种如履薄冰的危险。这是绝大多数大明的海贸商人，都必须终身面对的考验！

而一旦考验失败，冒充番舶贸易的罪行上了秤，那一千斤都打不住的分量，官府的铡刀就会无情砍下！到时候，除了舍弃祖坟家业，流亡海外一条路外，再无其他的生路可言！

想到这种最惨的下场，施文德抿了抿嘴，心中又跳快了两分。说到底，在大明朝，商人不过是末等。海商在官府心里，更是和肆意妄为、不守法度的贼匪相当。而唯一的“正途大道”，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