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政使王哲捋了捋胡须，说起学问来，倒是难得的和蔼了些。好为人师，指点后进，这也是此时儒家文化中，最为“温情脉脉”的一种关系了。

“劝农之事，除了官府督导外，还有三个关窍。第一，就是‘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浸种下秧，深耕浅种’。每府每县，都要安排劝农的官吏，教导农人百姓，必须遵从农时，且要精耕细作，来保证田地的产出。”

“第二，‘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江南种稻为主，旱地可种粟，山地可种麻、豆、菜蔬，水塘可种水芋…需得多种种类，以备春荒…”

“改稻为桑，之所以于国于民有害，不仅仅在于稻米的减产，还在于大量织布织锦，消耗占据了太多的民力，也容易耽误其他杂粮果蔬的种收…这一减再减，继续持续下去，江南的粮食恐怕不但不能自给，反而要从湖广运粮了！而要知道，天下钱粮自有定数！钱且另说，粮是断然不能，再少下去了！…”

说到此处，布政使王哲眉头一挑，眼中闪过几许杀气。这一番春巡下来，对于浙江田地的情况，以及背后的某些人，他是很有些不满的。

对于他这样北地出身的传统进士来说，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海贸带来的利益驱使，让天下的粮食越发不足。而湖广的粮食逐利，大量运到江南，能运到黄河以北的粮食，就愈加减少，或是成本大大增加了。江南不种粮食，这么好的地不种粮食，最后导致边地缺粮，这简直就是毒瘤，毒害整个大明朝根本的毒瘤！…

“嗯…还有第三，也是劝农中最重要的一点，水利与耕牛！‘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耘犁之功，全藉牛力’。浙江一地，水利必须多修勤修。有水才有好田，有渠才有上田！而这些田地，必须用耕牛深耕，才能进一步增产。凡是擅自屠宰耕牛的，都是害农的重罪。一旦捉住，都得明正典刑，杀一儆百！…”

“圣人之学，以农为本。而农事中，又是水利最为关键。因此，‘修水’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重中之重！”

“去年黄河泛滥，甚至几处决口。刘公毅然担起了修河的担子，去督管治理黄河…与这种圣人的功业相比，无论是边事的军功、地方的教化，还是朝堂的文治，都有些相形见绌了！…”

讲到刘大夏治理黄河，布政使王哲脸上，难得的表情生动，浮现由衷的赞赏与向往。

在儒家的重农文化中，什么军功拓边，什么拥立皇帝，都比不上“兴修水利”！而所有“兴修水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治河”，治理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