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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年(731年)八月,安禄山调动范阳、朔方、河东三镇六万大军,以奚族部落两千骑兵为先锋,兵分三路进讨契丹。
唐军抵达距营州一千余里的土护真水时(今内蒙古老哈河,赤峰、通辽一带),大雨倾盆而下。安禄山率军冒雨昼夜兼行三百余里,直插契丹王庭,契丹军民大惊失色。
因久雨不停,弓弦受潮无法使用。大将何思德劝说安禄山停军休整,不出三天契丹自降。
本来挺好的一条建议,安禄山却认为他扰乱军心,准备将他处死,何思德恳求阵前效命,得到安禄山同意。
悲催的是何思德长的与安禄山实在太像了,契丹人争抢着发起进攻,杀死了他。以为已经除掉了时常祸患他们的罪魁祸首,个个勇气倍增。
打头阵的奚族人调转阵形,与契丹合兵一处夹击唐军。疲惫不堪的唐军彻底失控,在瓢泼大雨下四散溃逃,纷纷倒在契丹人的刀锋之下,死伤无数。
激战中,一支流矢射中安禄山马鞍,他扔掉了彰显身份的头盔,丢弃了靴子,与麾下二十多名骑兵狼狈逃出重围。
回到师州(今辽宁朝阳境),立刻归罪于前来参战的突厥左贤王哥解与河东兵马使鱼承仙,将两人斩首示众。
平卢兵马使史思明逃入山谷躲了二十多天,与收拢到的七百多名散卒返回营州。平卢守将史定方率两千精锐前出迎救安禄山,契丹追兵这才撤军。
此时的安禄山身边将士损失殆尽,往日骄狂一扫而空,忧虑的不知所措。史思明出来拜见,安禄山大喜,站起身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我得到了你,还有什么可发愁的!”
史思明退下后,悄悄对旁人说:“假如我早点出来,恐怕已经与哥解一样被处斩了。”
安禄山吃了这么大的亏怎肯甘心,天宝十一年(752年)三月,他再次集结二十万军队,准备一雪前耻。
当初突厥酋长阿布思降唐,玄宗对他礼遇有加,赐名李献忠,将他的部落安置于朔方境内。天宝八年,他率部跟随哥舒翰西击吐蕃,夺取石堡城,因功升任朔方节度副使,册封奉信王。他鄙薄安禄山为人,不肯听命于安禄山,安禄山为此怀恨在心。
这次进讨契丹,安禄山公报私仇,奏请玄宗抽调李献忠及同罗部落共击契丹。李献忠担心遭到安禄山陷害,率部抢掠府库叛逃漠北。兵未成行,有人叛乱,远征无果而终。
综上所述,大唐边境线上除去朔方管辖的漠北还算平稳,其他各个方向都不消停。
与边境线上重兵集结、战火纷飞的境况相比,内地军队则是另一番景况。
大唐初期采用的府兵制,沿于宇文氏掌权的西魏,太宗时达到全盛。全国十个“道”,共设有634府。其中,关内(泛指陕西)设261府,占了总编制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样的兵力配置,体现了居重驭轻的思想,有利于加强对各地的控制,这也是大唐初期国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激发府兵荣誉感,太宗还将府兵“统军”一职改称“折冲都尉”,寓为制敌取胜、折冲御侮;“别将”一职改称“果毅”,寓为果敢坚毅。
到了玄宗这一代,府兵根基均田制遭到破坏,府兵名存实亡,在宰相张说的提议下,改为募兵与府兵并行。
天宝以后,府兵军制愈发没落,有老死及逃亡的,主管部门也不再补充,原来装备的兵甲器械、粮草战马几尽空竭。各卫所长官经常把编制内的士卒借给他人充当奴仆,人们担心遭到嘲笑,以加入府兵为耻。为了逃避兵役,纷纷离开原籍隐藏起来,府兵再也无兵可交。
鉴于这种情形,李林甫于天宝八年(749年)奏请废除各折冲府调兵符契,府兵自此只剩下官吏。折冲、果毅多年得不到提升,士大夫没人愿意到这里就职。
原本无上荣耀的雄师劲旅,彻底沦为无人问津的空壳!
府兵制风光不再,长安周边征募到的禁军也好不到哪里!
应募者多为市井商贩及无赖子弟,从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加之承平日久,朝中大臣多认为内地无需养兵,遂禁止民间私藏兵器。大户人家子弟谁要当了武官,往往遭到家中人的冷眼轻视。
猛将精兵,全部集中于边防,内地武备废弛,祖辈留下的居中御轻思想也被抛诸脑后,导致安禄山挥兵西向,竟然如入无人之地!
内政紊乱、边防动荡、武备松懈,致命的打击一波加上一波,玄宗终将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