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分寒热，邪也分寒热。寒邪热邪症状各有不同，更有可能勾动人体之毒，若寒热之毒合并寒热之邪，辩证就更加复杂了。”

徐一真想了想，问：“为何我们非要辩证？为何不能只治症？以症施药，应该会方便快捷许多。”

辩证的“证”，在现代更类似于西医的思维，把几个症状合在一起，起一个名字，例如阴虚火热证、气虚湿热证诸如此类的。跟西医的啥啥啥综合症差不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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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照“证”开药方。每个“证”的药方就那几个，“证”确定了，药方自然也确定了。按方抓药，也能治得了病，吃不死人。

但最早时方派的辩证，要比这要难得多。须得先确认症状，而后按照症状去倒推藏象五行阴阳生克，同时考虑气候、节气、地理，不同因素交叉佐证，才能确诊，而后才能开药。

所开的药也须一一对应这些因素，兼顾君臣佐使。之后还须时刻关注病情变化，再加以增减。

后世总有经方、时方之争。但无论经方时方都有可取之处，能依仗成名医的也少有偷梁换柱、坑蒙拐骗之徒。

若是民间郎中，这套程序定然会有消减。毕竟这通下来，看一个病人丝毫不比针医轻松，甚至还要更累。

这也就难怪到后世，以证开药这么大行其道了，方便、快捷，关键又不是不能治病。至于说治病没那么快，就只是微不足道的副作用了。

张长贵作为正统太医，自然遵循着这套程序。毕竟他看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国公官员，要的就是胆大心细，谨慎小心。

但这套放在治疗瘟疫上，就显得不合时宜。

我这看完一个病人，怕是瘟疫都得扩展到十个人百个人身上了。

“为何不能治症？”徐一真这话点醒了他。

张长贵知自己陷入了知见障，惯性思维中。毕竟现在是治疗瘟疫，可不是宫中治病，须得更加灵活才行。

“两位大人，码头到了。”外面传来六爷声音：“情况有些不对。”

徐、张两人听闻，掀开车帘往外看去，见马车已经出了外郭的观音门，正在江边。

洪武年间江边的码头远没有明中后期的繁华，但绝不该像现在这样的冷清。何止是冷清，简直是死寂了。

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船只整齐码放在岸边，并不行走于南北两岸。

“船夫住在哪里，我们去问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