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蜀地内部，虽然有一些外部的干扰，但在明玉珍和一众大臣们的治理下，也渐渐有了新的气象。各地的农田在官府的鼓励下，开垦得越来越多，收成也有所增加；城里的集市也越发繁荣，各地的商人听闻蜀地安稳，纷纷带着货物前来交易，百姓们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我这酒馆的生意，随着大家慢慢适应了新的礼仪规范，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甚至比以前更好了，有时候店里都坐不下，客人都得在门口排队等着呢。

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夏朝稳步发展的时候，明玉珍的身体却出了问题。他本就征战多年，身上落下了不少病根，随着政务的操劳，病情越发严重了。

朝堂之上，大臣们都忧心忡忡，四处寻找名医来为陛下诊治，可终究还是无力回天。

当明玉珍病重的消息传开后，整个蜀地都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氛围，百姓们自发地为陛下祈祷，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我在酒馆里，也听到客人们都在叹息着，说着陛下若是去了，这大夏朝可咋办呀之类的话，大家的脸上都满是担忧与不舍。

最终，明玉珍还是没能熬过病魔，与世长辞了。他的离世，让整个大夏朝陷入了一片悲痛与动荡之中。

太子明昇继位，可他年纪尚幼，朝中大事多由几位重臣商议决定。周边的势力见状，觉得有机可乘，对蜀地的侵扰越发频繁了起来。

李三所在的军队也从汉中被调回了一些，来加强蜀地内部的防御。他回来后，一脸疲惫地对我说：“二郎哥，陛下走了，这蜀地的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了，咱们可得守好了，不能让外人欺负了咱大夏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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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他那沧桑了许多的模样，心中满是感慨，说道：“是啊，这往后的日子怕是又不好过了，不过咱们只要齐心协力，总能挺过去的。”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政权更迭以及国家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62年明玉珍在蜀称帝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国内也是封建领主割据，王权相对薄弱，时常陷入内部的纷争之中。各个领主都有着自己的领地和城堡，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等资源，争斗不断。与明玉珍在蜀地建立起相对统一的大夏政权不同，英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统筹全国，体现出不同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权建立模式的差异，英国重地方领主主导下的分散权力模式，大夏则重君主集权下的统一政权构建。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同样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度，国王、贵族、教士等阶层等级分明，权力分散在各个阶层手中。国王虽为最高统治者，但贵族们凭借着世袭的领地和特权，在地方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时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国王产生矛盾，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面临诸多挑战。相较于明玉珍称帝后能在蜀地推行各项政令，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发展，法国在政权建设方面显得更为复杂和曲折，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政权稳固程度的差异，法国重贵族利益主导下的复杂政权模式，大夏则重朝廷主导下的稳定政权建设。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正处于不断扩张的阶段，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周边地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有着浓厚的军政合一特色，苏丹既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又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依靠着精锐的禁卫军以及地方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同时宗教在帝国的统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神职人员对社会秩序、民众思想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明玉珍在蜀地侧重于发展内政、稳定民生等民用领域的建设不同，奥斯曼帝国更注重军事扩张和宗教统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国家发展重点的差异，奥斯曼重军政宗教结合下的扩张统治模式，大夏则重民生文化主导下的稳定统治模式。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主要依靠海上贸易发展壮大，政治权力集中在商业家族和商会手中。通过控制地中海的贸易航线，威尼斯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并且利用这些财富来维持城邦的军事力量，保障海上贸易的安全。威尼斯的发展重点在于商业利益的获取和海上霸权的维持，与明玉珍在蜀地以农业为基础，注重国内的稳定和文化传承不同，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国家侧重点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利益考量下的海上城邦模式，大夏则重农业民生主导下的大陆王朝模式。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众多，各部落之间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中央政权，时常因为水源、草场等资源发生争斗。虽然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与明玉珍在蜀地通过称帝建立起统一的政权管理不同，阿拉伯地区更侧重于部落的分散自治，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分散自治下的松散模式，大夏则重朝廷统一领导下的集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