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无论后世部分人，如何根据字面来解读成等级，也无论唐宋明如何脱变，至少管仲的原意，并不是分贵贱。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到了明朝时，士的地位的确是最高的，毕竟人家是官老爷。

所以明末的西方传教士，把大明称为理想国。

但这是因为社会的地位导致的差别，而不是人为的划分，就跟富人有小三的现象，总不能因此解读成社会支持小三。

朱棣认为作为统治者，对百姓要一视同仁，不分亲疏，而对老大的做法产生不满。

“大明农户太多了。”朱高炽轻声说道。

大明的城市人口，最巅峰的时期，也不足百分之十。

英国靠着一个半世纪乡村经济的繁荣，支撑起了工业革命诞生的市场。

那么如何用一代人走完工业革命，首先一个半世纪乡村经济的发展，就是绕不过的问题。

英国自下而上，自然发展出来的果实，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自上而下，需要高超的手腕，一般人玩不转。

既要发展工业，又要刺激农村富余劳动力，两者离不开。

后世七八到八八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一百五十万个变为一千八百九十万个，为工业化提供了核动力。

中华重工解决军户问题，而作坊解决民户问题。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两条道路。

中华重工创造消费，刺激消费，带动民间经济，民间经济发展吸收农村人口。

等于中华重工又变成作坊经济的孵化器，为作坊经济提供本金，而靠着这些本金，作坊经济循环开动起来，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