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借助户部的财政收支数据，了解整个国家最直接和最真实的经济状况和财政需求，为金融创新提供数据支持和方向引导。同时，他还可以通过研究货币发行和税收政策，探寻改善货币流通和财政收入的创新方法。

更重要的是，户部还能为胡文霆直接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为胡文霆的金融创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这可比朱由检的一纸简单圣旨还要实在的东西。

同时，凭借户部的权力和资源，胡文霆能够更快更有力的推动新的金融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促进大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

总而言之，明代户部所掌握的资源能为胡文霆的金融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使他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创新的金融手段来大力推动大明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胡文霆又仔细的回忆了一下，相关史料对毕自严思想倾向的介绍，毕自严的思想倾向主要体现在经世致用方面。他一生都倡导实学，强调实践和应用，主张学问应该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为国家和百姓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毕自严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倡廉政和效能，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他对社会民生非常关注，主张减轻百姓负担，推行善政，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经济方面，毕自严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农本思想，主张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他也不忘关注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认为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有重要作用。

总体来说，毕自严的思想倾向具有务实、改革和关注民生的特点，他的思想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和胡文霆心中对大明将来的规划方向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毕自严毕竟还是受时代所限，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胡文霆所期望的那种高度而已。

但对胡文霆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如果能让毕自严和自己同一条战线上，那么他将是自己在大明拥有的最重要的同盟者之一。

于是，胡文霆首先围绕毕自严的“减轻百姓负担”这一主张，首先向他分析了目前大明实行的一些税收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指出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要想真正实现“减轻百姓负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喜欢沿用旧制，新朝建立者都非常自信的认为自己能管理好所属朝代，并实现超越先前的各个朝代。而到后来往往会造成事情的发展都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于是一些历史悲剧总是一再的重复或者循环。

正如《阿房宫赋》中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税收历来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收入主体，胡文霆当前所在的明代当然也不能例外。明代的税收分为两大部分组成：田赋是占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的来源。当然了还有一项大家耳熟悉能详的盐政，它是除田赋之外的一项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

其余的还有炒关税、商税、船运税、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矿银、渔税等。由于大明开国皇帝老朱同志，对工商业方面并不是很重视，导致了对这些行业制定了税率极低的税收政策，使得这些税收对主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明代的田赋征收同样是沿袭前代的“两税法”，即以征收现金为主，一年两次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其税额评定依据南方与北方所种植农作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

明代的“夏税”以小麦为主，其征收期限不能超过阴历八月。“秋粮”则以米为主，征收期限不能超过次年的二月。而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稻产区则要负担两次的税收。夏税中还包括了棉花、丝绢、茶等一些税目。

而粮税定额则由耕地面积决定。在南方，水稻产出按每亩二石标准征收，北方小麦产出按每亩一点五石的标准来征收。

当然了，由于土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产出自然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后来就开始采用“税亩”来代替实际的土地面积。产量较低的土地可以经过相应的折算之后，再进行征收田赋，折算标准由各地官员自行掌握（这可是重点，代表着相应的权力）。

又由于税亩的种植不是单一的物种，其中可能夹杂着棉花、丝绢、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造成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征收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由当地官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的。

比如在嘉靖年间，浙江某地上报其税则达到了近六百种，而其它的南方各省税则被分成了八百个等级。如果再加上附加税和损耗等其它名目的税收项目，税则将达到恐怖的上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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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繁杂的税收征缴规则，无疑会让大明众多的各级官员或多或少的，难免都要其中谋取一些利益。时间一长之后，也就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任何想要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措施，都很难顺利的推行开来。

就算某一强势人物，在某一时间段内，勉强推行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但一旦这名强势人物离职或者过世，那么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张居正同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理由还很冠冕堂皇，恢复祖制而已。

最后，胡文霆直言不讳的向毕自严指出，导致大明目前百姓穷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国家的赋税过重，而是在于税收政策制定得不科学、也不健全，再加上一些政府官员的低能和不作为，才导致了目前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