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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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