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处决了摩尼教僧侣，并没收其财产。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并拆毁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勒令相关僧尼还俗并送归原籍。

2.大规模灭佛运动

从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开始，唐武宗李炎颁布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规定，包括禁止供养佛牙，严禁在特定寺庙如五台山、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地供奉佛指骨，违者将受到杖责处罚。至会昌五年（845年），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展开：

- 还俗命令：起初规定40岁以下僧侣全部还俗，随后扩大到50岁以下，最终连50岁以上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被迫还俗。甚至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国上州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则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最初允许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侣10人；后来改为各留两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师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 财产处理：拆毁寺院所得金、银、铜交由盐铁使铸钱，铁则用于铸造农具。还俗僧侣被编入国家的纳税户，外国人则遣返回国。

影响与后果

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26万余僧尼被迫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拥有的良田数千万顷及奴婢15万人。同时，武宗还取缔了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回教（伊斯兰教），撤毁所有相关寺庙，驱逐或强制还俗相关人员。

动机分析

唐武宗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经济考量：佛教寺院规模庞大，不参与国家赋税体系，这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损失。过多的僧侣减少了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 个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倾向于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赵归真等人入宫修道场，并亲自受箓。一些道士利用这一机会鼓动灭佛，提出了关于“黑衣天子”的谶言，暗示佛教会对李唐皇权构成威胁。

- 政治合法性：有观点认为，唐武宗通过崇道抑佛来巩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质，能够强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后续发展

尽管会昌法难对佛教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并未彻底消灭佛教势力。唐武宗李炎离开后，他的后继者唐宣宗李忱，不仅恢复了佛教的地位，还杖毙了之前参与灭佛的道士赵归真等人。因此，会昌法难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灭绝。佛教在一些半割据的藩镇地区仍然得以保存，从而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总之，会昌法难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和宗教关系的复杂思考。

会昌时期的民族与对外关系

会昌年间，唐朝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展现了其作为东亚强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会昌二年二月，牂柯（位于今贵州一带）和南诏（位于今云南地区）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表明了这两个南方政权对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态。

同年九月，契丹首领屈戍表示归顺唐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的官职。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收回了回鹘曾经赐予契丹的旧印，并改赐唐朝铸造的新印——“奉国契丹之印”。这标志着契丹正式成为唐朝的附属势力，也体现了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赞普朗达玛逝世后，吐蕃使者论赞等人前来唐朝通报哀讯。李炎派遣将作少监李璟前往吐蕃进行吊祭，此举不仅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也有助于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朝进贡。黠戛斯可汗计划迁居原回鹘可汗居住的牙帐，并请求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具体日期及与唐军会合地点。对此，唐武宗回应以诏书，表示将在当年秋季下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屯守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并按照过去册封回鹘的惯例册封黠戛斯可汗。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与黠戛斯在对抗共同敌人时的合作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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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见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特别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亲自入朝觐见，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上述外交活动可以看出，会昌年间唐朝积极维护和发展与周边各民族及国家的关系，既体现了大唐帝国的强大吸引力，也为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武宗及大臣们巧妙运用外交手段，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取得了显着成效，确保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历史评价

李德裕对武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