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笔收益？”雷处理完公务，中午把林义龙约在了一家经营“鱼和薯条”的餐馆，这样问道。

“不，是一笔损失。”林义龙答道，“损失了，就没有收益了嘛。”

“让我想想看，这笔正好基金结束封闭后可兑现之后的第七年刚刚好损失完？”雷问道。

“这是我的那位朋友的问题，跟我没太大关系。”林义龙答道，“谁知道呢，经济形势这么错综复杂，总要费一些力气。只不过，对一个年均收入入能达到150万澳刀的基金经理人来说，有没有这些钱，不会有人信的。”

许振坤的投资收益每年确实是150万澳刀，可他投资的都是澳洲邦联债券，高风险的投资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父母申请签证需要的50万刀最低线。

“富裕阶层真有他们的特权啊|！”雷叹道。

“我们叫任意选择。”林义龙纠正道。

“没错，但结果就是如此。”雷说道，“那笔钱很可能就是和你们的钱做同一份对赌合约，一个多头一个空头，然后对冲保持对等。”

“那你得留神，按照上院的关于专业领域指导的判决案例......假如我方当事人真的轻率投资决策导致了用户损失，是继续要掏自己的钱赔给客户的。”林义龙反驳道，“你这方面应该知道的比我更清楚。”

“当然啦，‘你对你当事人的具体投资策略一无所知，我更是局外人什么都不了解’，我们只是在一起回忆之前的岁月。”雷这样评价道，“可我觉得，你作为投资事务的律师去举报自己的当事人，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你说的不错，虽说我对我的当事人负有保密义务，然而提供这些证据的，却不是我，而是我的那位伙伴。”林义龙说道，“即使我因为行为守则无法提供证据的话，可我的那位伙伴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