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是.”

连续两次质疑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刚才反驳他的法国医生又开始跃跃欲试了。纵观全场，可能只有卡维觉得很有趣，没等其他人站出来，便反问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心脏杂音。”

“听说过。”台上那人回道。

“5年前，美国一位内科医生曾经写过一篇论着，着重说明了用双耳听诊器能清晰地听见一种心脏病中才存在的心脏杂音。”卡维简单做了介绍，“那个医生叫奥斯汀·弗林特。”

“没想到卡维医生会关注内科。”

这时身边的拉夏贝尔夫人轻声对卡维说了一句，卡维这才意识到对方就是奥斯汀·弗林特：“原来是论着作者本人，没想到专供心肺内科的弗林特医生也会关注外科。”

弗林特听了卡维的话也没生气只是简单回道：“内科外科都是医学，是为病人服务，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没错.”

弗林特马上又回到了正题上，“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听一个没肛门的孩子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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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让拉夏贝尔将孩子带了下去，然后开始检查兰德雷斯剥离的胎盘：“人是从一个胚胎慢慢发育而来的，出生时不管身体哪里出了问题都是发育的问题。既然肛门发育出了问题，那心脏也有可能出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如果心脏出问题，那就没办法上手术台了。”

这套根据子宫发育学说所做的解释让弗林特抓不到任何错漏，但接下来卡维的进一步解释就有点超出这位心脏杂音之父的认知了。

“孩子的心脏还是有点杂音，位置很微妙，有可能只是生理性的，但我现在没办法下判断。不过皮肤没有缺氧的表现，呼吸频率还行，就算真有问题也不致命。”

杂音的位置？

生理性？病理性？

杂音和缺氧？呼吸频率？

这段话不只是一段对孩子身体情况的简单描述，而是一段能让最权威的《内科学》都汗颜的经验之谈。外科看重技术，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而内科更看重经验，弗林特第一次从一个人身上感受到了宛如高山般难以逾越的经验代差。

虽然只是短短一瞬，但足以让他觉得震撼。

他将这句话原原本本记在了本子上，反复回味，以至于最后都没有继续观看手术的兴趣，直接离开了手术剧场。

19世纪处理新生儿畸形很困难，只要不影响生活就不会处理。即使是多一根手指这种最简单的畸形，也会因为术后并发症让人望而却步。

而肛门闭锁这样复杂的先天畸形就更不会去挑战手术极限了，能活多久是多久才是先天畸形儿的生存常态。当然也会有些尝试，大多数是没有外泄瘘道的完全性闭锁，手术也只是搏一条命，以及为懵懂的儿外科开创一些先例。

这类手术从上世纪开始就一直处于待开发的阶段，时常有人冒险，只是成功的案例不多。

卡维也确实见过相关的报道，就是简单在后腰或者腹壁上做个造口，但缝合方法有瑕疵，导致造口塌陷回缩等并发症。即使成功了，保证了孩子的基本排便问题，却也把他一生扼杀掉了。

“我记得是30年前，就是在主宫医院，阿穆萨特医生为29例病人做了侧腰造口，其中有结肠和直肠肿瘤缓震，也有患肛门闭锁的婴儿，最后存活率只有不到30%。”

卡维又重新回到了眼前的手术中，继续说道：“如果不考虑成人肿瘤病人，其中21例先天肛门闭锁的孩子最后挽救回来的只有4例，不足25%。考虑人工肛门造口在后续生活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能活满10年的几率肯定还要再降一些。”

当时没有麻醉，能有这样的存活率已经很不错了。

“我并不是对阿穆萨特医生的技术表示怀疑，他毕竟是杜邦伊特朗医生，这家医院曾经的外科皇帝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当时也没有麻醉，手术总伴随着不断扭动的肢体和撕心裂肺的喊叫，造口本身也确实带有相当多的并发症，包括回缩、狭窄、炎症和营养不良”

卡维看了眼逐渐缩小的子宫，简单问了什琳娜的生命体征，继续说道：“但不可否认的是，简单的结肠造口术并不适合这个孩子。”

这个说法又一次在观众席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