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桌旁，讯问团每个人的身前都放着一叠厚厚的资料，有几个灰西装正在一边翻看资料，一边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萨沙；还有几人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在某个落笔的间隙，他们会突然提出几个棘手的问题，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很难感受到这种压迫感。

第一个问题就很尖锐：

“加利茨基先生，你有为苏联或毛熊国的任何情报部门工作吗？包括过去和现在，即使只提供过一次情报也算。

请你如实回答，任何谎言或者隐瞒都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你的说法与我们已掌握的证据互相违背，很可能会直接导致指控成立。”

萨沙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没有为任何情报部门工作，更没有提供过任何情报。”

“然而，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显示，你在苏联时期与KGB联系非常密切，你经常向KGB提供报告，并且，你需要听从KGB的指示。”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不否认我过去经常与情报部门接触，但并不是KGB。

我曾在泽列诺格勒的宇航局附属机构微仪器工程研究所工作，也就是NPO ELAS；

ELAS是苏联首屈一指的国F和航天工业机构，我的工作内容是利用微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果创建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我有着苏联最高的保密等级。

我们有自己的安全部门，名叫‘第一科’，由安全服务人员组成。

为避免泄露国家机密，我需要经常向上面做陈述，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但汇报地点不在卢比扬卡街的KGB办公室。”

另一个灰西装立刻追问：“你使用了‘过去’一词，那么，你现在为谁工作？”

显然，每一个单词都不会逃过这些专业人士的耳朵，一旦哪句话说得不合适，马上就会被抓住痛脚穷追猛打，倘若不是萨沙和赵德彬当真问心无愧，很大概率会被这群人逼问出什么来。

“我如今为我自己工作，我在去年创立了ELVIS公司，我持有公司46%的股份。”

“你的公司盈利途径是什么？是否收到过任何一笔苏联、毛熊国及其他国家的资助？”

“从ELVIS成立的那一刻起，我没有获得任何一份来自某个国家的合同，也没有从国家预算中收到一分钱，这些信息很容易查清楚。

目前，ELVIS只收到过一次包含20台工作站的设备援助和一笔300万丑元的款项，分别来自Sun和保护伞科技，原因均是商业合作。”

眼见萨沙的回答滴水不漏，灰西装们又换了个问法：“作为苏联国F工业最年轻的首席设计师，你可以称得上是位高权重，那么，你为什么脱离了正府组织呢？”

萨沙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我的职位不低，可我手中谈不上有什么权力，我也并没有从我的领导职位上赚取多少钱，人们视我为科学家，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受到尊重，仅此而已。

为了继续我的科研事业，我从不谈论政治。

然而，在1991年8月，我亲耳听到一位大人物说，‘现在当局没有时间研究高科技，我们需要建立民主’，我顿时心灰意冷，决定离开共务员队伍。

我并非反对民主，民主是一件好事。

我在意的是，民主并不站在高科技的对立面，我不理解为什么在建立民主的同时要牺牲高科技。

既然正府对高科技没有兴趣，那么我就自己来，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接着，又换了一位灰西装提问：“当前，你与毛熊国正府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关系。

事实上，我有两本护照，一本毛熊国，一本合兰，但我对这两种身份都没有认同感，我认为自己现在是墨克兰人。

我出生于墨克兰日托米尔，我家乡所在的墨克兰语天主教社区具有强烈反对毛熊国的情绪，我本人也更偏爱使用墨克兰语。

我始终认为我的祖国是苏联，解体后，我自动被划归成毛熊国人，我对毛熊国没有什么怨言，但我对这种转变并不认可。

在我的祖国消失前，我有很多次移居别国的机会，可均被我拒绝了；

直到苏联不复存在，我将我的家人带到了合兰的阿姆斯特丹生活，合兰也是ELVIS的总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