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仇士良等宦官拥立敬宗李湛之弟江王李昂为皇帝即后来的文宗皇帝，并命令令狐楚起草诏书发布天下。

于是，仇士良假借文宗的命令，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长安这才安定下来。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郑注的首级引导宰相王涯、贾餗、罗立言和郭行余。

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贾餗，刑、兵两部侍郎，同平章事舒元舆和刑部郎中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

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

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李训、郑注等人的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

唐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有功者，各根据功劳大小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

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抓获李训得亲信，太府卿，迁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己巳（二十八日），把他斩首。

文宗又下令，仇士良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大小迁升阶品和职位。从此以后，凡朝政大事都由北司的宦官决定，宰相仅仅奉命下达文书而已。

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威胁皇上，鄙视宰相，凌辱百官如同草芥。每逢延英殿商议朝政，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谋反的事折辱宰相。

庚辰（初九），唐文宗问宰相：“京城街坊和集市安定了没有？”

李逢吉回答说：“逐渐安定了。不过，近日天气特别寒冷，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

牛僧孺说：“犯人的直系亲属都已被杀，其余恐怕不值得再问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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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由于宦官十分痛恨郑注、李训等人，凡是和郑注、李训稍有关系的亲友，或者一时被他们所推荐提拔过的人，仍不断地被诛杀贬逐。所以，两位宰相向文宗言及此事。

丁亥（十六日），文宗下诏：“凡李训等叛逆人的亲属党羽，除此前已经被杀和朝廷指名逮捕的，其余一概不予追究。南衙各司的官员，虽然被迫跟随了李训遭受牵连，一律予以赦免。其他人不得再进行揭发控告，或者加以恐吓。已经逃亡躲藏的官员，不再追寻逮捕，必须在三天内各回本司。”

于是此次政变落下帷幕，史称“甘露之变”（跟真实历史史实不一样，这里是小说情节）。

“甘露之变”中朝廷重臣被杀了大半，只有李逢吉、牛僧孺、令狐楚、郑覃、李石等寥寥几人得以幸免。

“甘露之变”之后，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军政大权，君主的废立、生杀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为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的开始。

"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书省、门下省官员入朝都与家人辞别，因为说不定何时就会被杀。

唐文宗更受到宦官欺凌，一次问当值学士周墀:"朕可比前代何主?"

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

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