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的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尤其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在朝野的呼吁下，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此时的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是西方从海上乘船而来的殖民主义者争夺贸易市场的前沿阵地，因为十三行制度，广州经济相对繁荣，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

此时的广东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这种人口增长也是在珠江口流域和广东东部，而位于广东西部的廉州府、钦州府却因为“迁海”令的实施尚未恢复元气。

顺治十六年（1659年），廉州府“诏捕赋，诏民开垦，再申洋禁”。并且立界设防，海船尽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

据清《经世文编》记载，凡私自出海者，一律处斩，船货没收。凡不执行海禁命令的军政官员，革职严办；保甲人员处以斩刑。

康熙元年（1662年），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再次颁布“迁海”的命令强迫沿海百姓，“徙内地五十里，设排栅，严出入，以杜接济台湾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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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迁海”，就是强迫当地沿海居民一律内迁。廉州、钦州官府把沿海的村庄、城郭、庐舍，一律拆毁，制造沿海五十里内无人区。

所谓“设排栅”，就是设集中营式的营寨，将沿海居民赶入其中居住，不准自由出入。圣旨还谕令出界者“立斩不赦”。

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者，一律砍掉脑袋。钦廉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

迁海造成“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二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有不知几万矣”。

清廷在廉州设“北海镇标”驻之，加强对百姓的镇压。据史记载，在“迁海”过程中，“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商人无法买卖，渔民无法出海营生，大批居民流离失所。“迁海”造成“地方凋零”、“四乡无墟市”的悲惨情景，严重妨碍了廉州沿海经济的发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称“时以迁居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又上演一轮家破人亡的拆迁悲剧，钦廉沿海居民首当其冲。

接着，殃及到涠洲、斜阳等海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岛上百姓顿失生计，不得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为“男妇共三万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县男丁只剩下3076人，妇女为5468人，人口生产力遭到极大损害。

此时的防城县亦在复苏中，此期间一些壮瑶从山林落地耕种，补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经济困苦。